(四)尽快明晰财政体制改革具体方向

　　财政体制安排深度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应在《决定》提出的改革蓝图上，尽快明确财政体制的具体改革方向。在方案制定过程中，还应注意避免一些错误倾向，回到“分税制”的轨道，真正激发中央、地方两个活力。

　　1.避免将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割裂开来，重视三者之间的协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间收入划分方式的调整，需要税制改革为支撑。地方债务管理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本身就是财政体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要与政府间收入划分、事权划分制度相适应。可以说，倘若财政体制改革不能如期启动，税制改革、预算改革也难以落实。因此，当前特别要加快财政体制领域的改革进度。

　　2.避免单纯强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以回归分税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心所在。作为一个整体，分事、分税、分管，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是分税制的基本要求和灵魂所在。照此说来，“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系分事管理的应有之义，而非分税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矛盾依然是：政府间事权划分制度如何与收入划分制度相适应。因此，在部分增加中央事权的基础上，解决好中央地方收入划分问题，依然是分税制改革的重点。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绝不能重走1994年之前的“分钱制”老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各种税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这既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本轮财政体制改革应当坚守的方向。应当也必须紧紧扭住这个牛鼻子不撒手，真正把财政体制改革纳入分税制轨道(高培勇，2015b)。

　　3.注重激发中央、地方两个活力，当前特别要注意激发地方活力。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活力是过去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跨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事权划分改革方面，要注意在将易发生“乱作为”、外部影响较大的事项上增加中央控制力，其他事项则应充分尊重地方自主权。在收入划分方面，要避免将一些征管难度大、较为零碎的小税种给地方，中央则享有相对稳定的、与经济发展相关程度高的大税种。这样做，极易损害地方积极性。在当前，亟待明确2-3年过渡期之后，增值税“五五开”的收入划分模式如何调整。应当注意到，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当前就会干扰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增加经济扭曲。

　　4.设立专门委员会，为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协商平台，为事权和支出责任调整提供动力机制。当前财力划分方式的变革及监控，缺乏常规性的协商平台。从中央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缺乏动力改变当前事权划分现状。中央部门不愿意承担具体执行职责，而愿意保留以专项转移支付或审批制度干预地方的权力。地方政府则不愿意放弃具体执行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双方都缺乏激励进行事权关系的调整。为此，必须要借助外部权威，并建立专门的机构推动落实事权划分调整优化工作(高培勇、汪德华，2016)。

　　参照德国、日本、印度等国经验，我国应设立一个负责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委员会。可考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形成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调整的具体方案，并担负方案实施的检查、落实等具体工作，解决争议问题、确定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基本框架。通过集合利益相关方与独立第三方的集体讨论，可为事权和支出责任调整寻找最优的、可接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