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部分财税体制改革举措的时有反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密集、大量出台的同时，其中的部分方案却风云变幻，几番出现被中途搁置或被暂缓实施的现象。比如，作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头戏之一，旨在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发[2014]62号文《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趋严峻的情势下，出台仅仅4个月便被宣布暂停执行。取而代之的，是[2015]25号文《国务院关于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相对于老文件，至少在名称上，新文件删掉了“清理”二字。再如，对于电子商务的进口税收政策，出台不久，即发现执行困难，基础尚不具备，不得不宣布暂缓实施一年。还如，在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过程中，由于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过于紧张，部分事项难免考虑不周，有关“营改增”的实施方案多次事后“打补丁”。

　　5.缺乏专家、社会参与的改革方案设计过程。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蓝图中，财税领域的改革任务可说是最为繁重，涉及面最广，也最需要先行一步。相对于其他部门，财税管理部门虽在短期内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改革方案，相关文件多达几百项，但是，或许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这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制定，事实上基本由财税管理部门自身主导，未能如以往历轮改革那样有效落实专家、社会的广泛参与，综合协调性不足。比如，多项改革方案的出台，主要是基于财税管理部门内部的讨论和设计，外部专家普遍反映参与度不足;改革方案也未能充分进行社会协商。迄今外部专家的参与，基本上是在不了解具体方案设计过程的基础上，受邀做事后解释性或宣传性工作。外部专家以专业知识服务于深化改革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更多体现为“花瓶”角色;加上不注重社会协商，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也或多或少存在考虑不周之处，事后不断“打补丁”也就在所难免。

　　如此现象的反复出现，一方面影响改革举措自身落地的权威性，甚至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事后改革博弈，另一方面，也会障碍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彼此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停留于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