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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规划,还是面子工程?

超前规划,还是面子工程?

有交通部门和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直言,高铁配套汽车客运站规划建设有“一味求大”、“讲面子”的倾向,以至于“摊子铺得过大”。

防城港:走向世界的“西南门户”

防城港:走向世界的“西南门户”

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坐落着北部湾畔唯一的全海景生态城市。防城港市,一座极具特色的海湾城市、边关城市、港口城市,被誉为“西南门户、边陲明珠”。

金融去杠杆须攻克同业存单堡垒

当前问题主要在于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同业杠杆筹资套利,因此需要加强“穿透式”监管,规范机构行为,将存单纳入统一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去杠杆。

以租赁破题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主动实施全面风险经营

向我们的文化传统致敬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方向,需要“众力”

中国华信

特朗普政府预算的“硬伤”

特朗普政府预算的“硬伤”

高攀

这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公布的首份完整新财年预算报告,但存在三大明显“硬伤”,一定程度上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雅百特不实披露案折射证券执法趋向

12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雅百特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调查、审理完毕,由于当事人主张申辩,已进入告知听证程序。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我国的巨额储蓄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人口红利、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三个因素综合造成的。如何用好巨额的储蓄?一方面,可以采用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可以释放我国的过剩产能,获取先进技术。既能争取更高的回报,也可以把货币输到国外去。我国现在已经从净资本流入国变成了净资本输出国,这说明中国国内基本完成工业化,因此可以把工业化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可以用时间换空间。首先,可以依靠经济增长稀释货币,但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靠高速经济增长来稀释货币作用有限。其次,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投资进而提高资产的收益率,以更多的实物资产来对冲货币增长。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快,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投资回报率还得下滑。发达国家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在4%到5%之间,我国基本上也要回归到这个水平。还有一个办法是向未来转嫁成本,也就是通过负债向未来的人们预借消费。

  • 上海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分析师·胡月晓:“资金荒”的实质,是基础货币成本的上涨,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和同业市场的传播,抬高了各层次流通货币的利率,使得各类资产的估值水平不同程度下移,加大了全市场的调整压力,股、债、期多杀局面一再出现。如果央行能在合适时机采取适当的政策组合,降低基础货币利率,那么“资金荒”将有效缓解;同时货币偏紧下,风险利率上行仍将压制资产泡沫。基础货币利率降低通过引导市场一般利率水准的下行,将提升各类金融资产的内在估值,金融市场有望逐步回暖,政策重点关注的金融风险也将消弭。

  •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金融去杠杆得循序渐进。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告诉我们,在存在金融活动的经济体中,不稳定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这种不稳定恰恰是在经济稳定时期酝酿而成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严密关注现实经济活动的变化,特别是重大的制度性和方向性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提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针对当下紧锣密鼓的政策布局,银行业委外资金纷纷被赎回,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但这同时造成流动性紧张局面愈加严峻,流动性风险逐渐凸显。流动性管理思路重点还是“疏”字,而非“堵”。

  •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近期市场担忧流动性冲击影响实体经济。从目前数据来看,流动性冲击对实体经济的拖累暂且有限。流动性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经由信用渠道、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发生作用。例如信用额度的紧张会影响投资活动的开展,融资成本的上升会降低投资项目的回报等。信用方面,尽管受到信用债发行萎缩、贷款额度管控、表外监管趋严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过去几个月实体部门广义融资的增长是大体稳定的,并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企业利润的改观,企业可用资金的增长还要更积极一些。此外,从期限上看,过去一段时间企业短期资金融入有所下滑,但中长期资金融入增长平稳。这些都有助于保障投资活动的开展。

  • 建设银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童文涛:2017年银行资管规模增长将放缓。一是被动收缩,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统计口径,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尤其是中小银行资管业务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监管环境日益趋严,银监会出台了系列文件规范银行资管业务,以往“野蛮”增长的局面将会受到全面管控。二是主动收缩,今年以来,银行资管业务产品端的价格不断升高,负债端成本越来越高,但是资产端的收益还没有上来,负债与资产之间的收益差不断收窄,使银行资管业务以往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收入分配问题仍然需要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的作用。这里的公共政策工具必须是多样化的,是政府不同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以及规制政策的综合体。当前,最需强调的收入分配政策工具应该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个人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仍要发挥作用,但应充分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至于遗产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开征的条件。

  • 经济学家·沈建光:在今年房地产与金融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积极财政应该更为深入,应起到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包括用好财政存量资金,做好减税降费工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确保在建项目实施等。伴随着一揽子减税降费新政落地,期待今年减税降费能够增至万亿元,缓解实体经济运行压力。同时,应加快税制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房地产税立法工作,让积极财政能够落到实处,防止短期内多重政策收紧造成无序去杠杆风险。

  • 海通宏观分析师·姜超:自从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监管系统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避免监管空白,一行三会近期不断加强监管协调。由于监管密集出台,导致前期市场波动加大。随着一行三会统一协调监管的加强,央行需要保持流动性平稳适度,这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已经表述得较为明确,意味着目前市场流动性可能较长时间内处于区间震荡格局,金融安全是央行政策的底线。

  •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扶贫对象瞄准偏离、扶贫项目“名实分离”,一直是扶贫开发面临的深层挑战。这种局面与扶贫对象基础能力差、利用机会的竞争力不足有关,也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开展扶贫开发面临信息不对称等约束条件有关。《“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健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动态调整机制、精准施策机制、驻村帮扶机制和贫困退出机制。这些措施抓住了现代信息技术为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机遇,也抓住了通过正向激励改变扶贫资源竞争行为这个关键节点。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设立专门扶贫机构,大力开展扶贫开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成效举世瞩目。同时也应看到,一些贫困地区过度依赖外力,将扶贫看作是一项福利,理解为给钱给物,其贫困状况虽然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很容易反弹。作为扶贫的主导力量,政府既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入脱贫攻坚,又要大力激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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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探路农房抵押贷款唤醒沉睡资本

安徽宣城宣州区探索农房抵押贷款20年,一度因银行不良率过高导致探索停滞。去年底,宣州区被纳入全国农房抵押贷款试点,让这项基层探索重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