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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南接北引”续写丝路新篇章

南宁:“南接北引”续写丝路新篇章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有着悠久历史的壮乡首府南宁从来都是充满着生机与希望的地方。本世纪以来,接连不断的国家战略机遇彻底激活了南宁的区位优势与发展潜力,使其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

联通混改凸显国企改革坚定意志

中国联通混改具有先行先试的重大意义,市场普遍认为,它对下一阶段推进国企改革具有较强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大宗商品强势反弹无关“新周期”

市场失序逼出了“网联”

向我们的文化传统致敬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方向,需要“众力”

中国华信

英国“脱欧”亮底牌会不会自说自话?

英国“脱欧”亮底牌会不会自说自话?

桂涛

本周,英国政府终于亮出“脱欧”谈判的“底牌”。英国“脱欧”事务部陆续公布一系列“脱欧”立场文件。

应对特朗普贸易战需要做好三件事

特朗普以知识产权为由发动此次贸易战,但其目的绝非如此简单,或许,保护本国产业、重塑美国制造业才是其真实目的。

  • 中改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发展环境;而微观主体的发展环境,根本上取决于法治的保障程度。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断稳定化。比如,社会资本产权的制度性承认与保护,是不断强化的。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领域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客观上将改善各类企业的制度预期,使各类企业的活力迸发,从而形成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力量。尽管说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但国有企业基本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此次中国联通混改方案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联通将自此形成多元化股权结构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基于BATJ等公司的业务和联通的主营业务具有良好的互补性,此举无疑将会大大提升中国联通的未来业绩,并实现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的目标。

  • 经济专栏作家·谭浩俊:近日联通混改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属于垄断性行业的联通抛出了“史上力度最大”、最为大胆、最为深刻的混改方案。改革触及到了实质性、关键性问题,这将对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只有在关键性领域做出实质性的改革,改革对经济新动能的激发、传统动能的激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经济数据出现一些回落,并不需要过度担忧。而如果没有新动能的补充和旧动能的提升,那才真正需要担忧。

  •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金融风险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对监管体制大动干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那么,如何克服一行三会分业体制存在的监管盲区问题、不足问题和协调困难问题呢?我认为在一行三会层面之上构建统筹协调机制是重要而有效的举措。这种方案行政成本较小而实施却较为便捷,目前来看是解决问题相对有效的举措。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直接目的就是补齐金融监管短板,克服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抑制其长期运行所形成的惯性;以权威性和专业性切实加强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持金融业稳定运行。

  •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房贷已经边际收紧,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且据报道银行下半年可能面临房贷额度紧张局面,同时房贷利率也有所回升。不过,目前尚未出现房地产调控在全国层面收紧的迹象,例如统一提高首付比例,或大幅收紧三四线城市的房贷政策等。事实上,地产调控政策继续“因城施策”并探索长效机制,继续支持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同时鼓励大城市发展住宅租赁市场。不过,预计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房地产销售仍会放缓。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如果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金融业感觉到了痛苦的话,现在看来,那还只是开始。要付出成本、经历痛苦,为的是在今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说,我们如今的风险点很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是,风险的累积还没达到导致全面危机的程度,我们要痛下决心,避免风险转变为全面危机。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只能由创新型的小型金融机构来对接,这些蓬勃发展的小型金融机构,完全有可能纳入政府“大监管”范畴之内。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就要求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所以未来五年,贷款保险、小型贷款、消费金融乃至基于互联网交易大数据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将会蓬勃发展,相关监管条例也会逐步跟进,这是促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最具体和重要的措施。

  • 银河证券首席经学家·潘向东:依靠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有限度的,规模受限,持续性受限。要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必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的力量。经济发展历来是供给满足需求或者创造需求,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出调整的困境,还是倚仗供给侧的改革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唯有制度安排的改革开始推进,才可以说是看到了“新周期”的曙光。

  • 著名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如果中国经济真的有什么“新周期”的话,我们理解的“新周期”起码要有三个内涵:第一,“新周期”必须有新的动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是判断新旧周期的关键,就此而言,这个转换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二,“新周期”必须有新的产业,也就是判断“新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尽管“新经济”方兴未艾,但还难以替代过去的“旧经济”;第三,“新周期”需要新的国民财富分配结构,需要启动消费所必须的收入结构,这个过程还很漫长。这三点也不是新东西,而是供给侧改革着力需要完成的任务。

  • 经济研究员·任泽平:我们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期“经济L型”的一横。“新周期”不是需求U型复苏,而是经济L型下的供给出清,必须重视供给侧。“新周期”的核心是从产能过剩到供给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行业龙头资产负债表持续修复为新产能周期蓄积力量,新5%比旧8%好。今年股市结构性牛市中的家电、钢铁、煤炭、有色、稀土、化工、造纸、银行、保险等大涨的板块,均是供给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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