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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里克·罗威 |
华尔街银行家竟会给一位历史学教授打电话探讨罗斯福新政的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金融形势恐怕变得实在难以掌控了。
彼时，银行家们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雷曼破产、货币市场基金危机、商业票据市场流动性枯竭等消息已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份恐慌已加剧到了何种程度。直到后来我才听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在接到华尔街某顶级投行高管的电话时，竟然命令他不许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因为“无论是谁在此刻听到你的声音，都会吓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
此番情境下，就连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也向民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政府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回顾上述表态，恐怕令布什总统真正惧怕的是，如果政府再不及时出手干预，也许自此就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了。然而，本轮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是我在当时未能预料到的。
接下来，我和致电的银行家就罗斯福新政展开了一番讨论。我在谈话中指出，罗斯福总统为提振经济所采取的积极货币与财政政策确是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指引。比较而言，后者的理论学说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另外，我还提到了自罗斯福新政实施以来所收获的丰硕成果。在新政期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失业率迅速下降。
虽然我已人到中年，记忆力有时难免“怠工”，可即便我没有用笔记下这通来电，却仍清楚地记得这位银行家打来电话的日期。而这其中的缘故，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这通电话打到了我在加州大学的办公室。好吧，这说明我在当时还有一台办公电话可用。此后，由于加州政府开始实行其2009财年的预算削减计划，为了节约开支，接受州政府资助的校方撤掉了我办公室内的电话。当然，这样的事可能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不过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该预算削减计划加快了市场需求下滑态势，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此时回顾大萧条，可以发现，原来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当时就告诉了我们——紧缩政策将掣肘经济的复苏。
令我记住这通电话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仅在2008年秋天的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选择了相信政府，认为政府有能力领导自由市场躲过一场经济危机。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写到的：“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虔诚信徒。”但是，人们很快就抛弃了这种信念。到2009年1月，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他的顾问开始在国会推动一项有关经济刺激计划的法案。遗憾的是，该经济刺激计划注入市场的资金并不足以扭转经济颓势。事实上，能够令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就很难在国会取得足够支持，而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举动更是被众多议员排斥。当下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又一次占得了上风。
自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确立以来，通货膨胀成为各国人民都曾遭遇过的不幸，它给各国经济体带来的持久性打击令人胆战心惊。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与新一轮“新政”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通货膨胀在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并没有到来，但是过于保守的复苏方案令美国经济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受了高失业率与低经济增长率的双重打击。另外，由于当局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美国政商两界的公信力也开始出现下滑。
倘若我们在危机初露端倪之际，就效仿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大萧条中所采取的救市举措（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充分运用），那么经济复苏的步伐也许会加快。罗斯福总统在其任内对美国货币制度的修正为经济走出大萧条，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中获取宝贵的经验——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民众定义个人财富的价值、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它甚至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放任银行家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阻碍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推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真正理解“普遍繁荣”一词的政治领袖。普遍繁荣绝非只关乎经济效率或者商业成就，它还是一个道德命题，对一国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都有着重大意义。在当今社会，货币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如果我们不相信本国货币能够为本国民众的福祉服务，那就意味着我们质疑民选政府的执政表现。
然而，历史上再没有哪个时期的民选政府，能像罗斯福总统任内的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受到如此之多的威胁和挑战。
1933年3月的华盛顿特区一片阴霾，冷雨潇潇。4日的这个星期六，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民众不顾阴冷天气的阻挠，聚集在国会大厦，等待新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讲。
聆听就职演讲的美国民众既对新一届政府充满了期望，同时也对时局感到深深的忧虑。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逼近25%，生活无着的人们对政府丧失了信心，暴力事件在多地频现。1932年的夏天，就连美利坚合众国的武装部队也爆发了动乱。由于政府承诺的战后补偿迟迟未兑现，“一战”的老兵们便聚集起来，发动了一场对白宫的“战役”：一支由数千名失业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偿金远征队”被派到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市内安营扎寨，要求联邦政府兑现先前的承诺，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救济。社会的动荡还不限于此：千万美国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和农场诀别，上千家银行纷纷宣告破产。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经崩塌，他们不断地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为了平复社会中弥漫的恐慌，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呼吁美国民众重振信心，迅速行动起来应对危机。他提到，“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将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接着，罗斯福总统还向美国民众承诺银行家将不再干预华盛顿的决策工作。他声称，“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亘古不变的真理重建这座庙宇”。新一届政府将以“比金钱利益更崇高的社会价值的标准”重建这一文明庙宇。
在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临近结尾时，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施政方针”：国家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而这也成为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为了让“货币兑换商”不再为一己私欲而损害公众利益，罗斯福总统将要打造一种全新的美元。
正当美国民众在为新总统就职而举行庆祝游行与舞会之际，白宫里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挽救全国的金融体系，新抵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与即将卸任的共和党人开始进行合作，商讨方案，草拟法令。就在就职演说隔天的深夜，罗斯福总统已做好签署一道行政指令的准备,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特（Walter Wyatt）在这时阻止了他。怀亚特解释说：“今天是礼拜日。如果总统在主日签署法令，恐怕有损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对基督教的笃信。签字可以暂放一下，反正很快就到周一了。”正是在这份周一签署的指令中，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禁止银行在歇业休假期间对外支付黄金或进行外汇交易。
公告发布两天后，罗斯福告诉记者，该公告并非只是一时的应急举措，它为一个崭新的、永久性的货币制度开启了新篇章。在新的货币制度下，政策制定者被授予了调控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权限，以期借此带领经济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霾。紧接着，3月12日，在罗斯福就职首周的最后一天，他通过广播与美国民众进行了直接沟通，而这也是日后一系列“炉边谈话”的开端。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向民众阐释了他的货币政策。他说道：“在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比通货、比黄金更重要，这就是公众的信心。信心和勇气是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在罗斯福看来，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远高于稳定美元币值。至1933年夏末，罗斯福总统已向公众明确解释了他的货币政策方针：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不再取决于国库中的黄金储备，当局将根据国内的物价水平与就业水平对货币供给进行相应调控。另外，只有当上述这些经济指标回归到了合理区间后，政府才会将视线转向外部均衡，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采取稳定美元汇率的举措。
随着金本位制在美国开始走向终结，当局对货币的管控开始突破黄金的约束。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他们无须再担心国家为了维护金本位制，而以牺牲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利益为代价。他们应当相信，美国政府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合理地调控货币供给。
其实，早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消费者就已开始收紧开支，零售商为了刺激市场需求，不得不调低产品价格。然而适得其反的是，更低的价格令潜在的买家寄望于价格的继续下跌，进而选择推迟消费。持观望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消费疲软，市场因之陷入混乱。到了罗斯福总统就任的1933年，导致美国经济深陷泥潭的症结已昭然若揭。问题不在于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生产，而是价格的问题导致市场丧失了活力。通货紧缩导致即便商家一再调低商品价格，总需求仍不见起色。人们大多选择持币观望、收紧支出。在当时，虽然工厂的工人仍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农田里的收成也甚是喜人，但是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生产企业和农户失去了开展生产的动机。即便忍饥挨饿，工人和农民也不愿做这赔本的买卖。
在经济疲软、内需不振的形势下，罗斯福总统打算利用他的美元政策应对通货紧缩。虽然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令民众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调整市场对于美元价值的预期，那么这将为价格下跌踩下刹车，甚至扭转乾坤。这样一来，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的预期，将令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与他们手中的钱告别。市场活力被唤醒，经济的引擎将被重新发动。
事实上，在罗斯福上任首日，市场预期就已出现转变，价格开始回升。“我们还在（重振经济的）路上。”罗斯福在1933年10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向美国民众重申了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我们该如何建造复兴的大厦？这座大厦一旦建成，就不应该只是一座充斥着货币兑换商和乞丐的庙宇，而应该是一座致力于为全体美国人打造，并维护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和福祉的殿堂，是一座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庇护所。”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将社会救济、公共事业、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立法，以及存放在国民银行中的资金比作这间殿堂的四大支柱。他一再强调恢复物价水平对于提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讲道：“最后，我要再次提及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自3月以来，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恢复物价水平。当下，当局将继续贯彻这一政策，直到工农业有能力为失业者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罗斯福总统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是要提高物价水平，帮助经济走出泥潭；其次才是寻求币值稳定。在他看来，在经济尚未实现复苏之前，任何旨在稳定物价的举措都无异于是本末倒置的无用功。“我采取这样一项措施（即黄金储备的‘国有化’）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我们对黄金的掌控力。这一举措并非权宜之计。借此，我们国家的货币制度将向有管理的货币制度过渡。”罗斯福说。
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政策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民众，并果断地贯彻起了各项工作方针。在其任职的12年里，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罗斯福对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对其做了如下评价：“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的表现，其政策的一致性一直是为人称道的。这些政策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首先需要提升国内物价水平，其次才是稳定美元币值。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民走出了金本位的桎梏，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实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篇。”9
罗斯福总统从一开始就言明了他的经济主张，并一以贯之地予以遵循。目睹了总统签署批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指令的全过程后，美联储首席法律顾问怀亚特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总统似乎完全明白金融体系运作的机制”。
而在上任伊始，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便引起了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关注，他们不禁纷纷猜测总统对经济问题独到的见解究竟从何而来。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从他的顾问们那里获取了必要的货币理论知识，而后通过个人对这些知识的消化理解，将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在总统所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部分理论；另外，总统顾问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和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的经济主张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其关于购买力水平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子。
虽然罗斯福的批评者总是诋毁其不懂经济运行的机制，但其实罗斯福总统早在青年时代就修习过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在用三年的时间修完了哈佛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后，经导师推荐，罗斯福又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学习了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铁路经济学、公司治理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
在罗斯福的学生时代，经济学教授们都在反复强调遵守金本位制的重要性，但罗斯福却选择跳出这一思维局限，对货币制度有了自己的认识。“我在大学里上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据他后来回忆，“可是我所学到的知识却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成年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学说的最新发展，并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就掌握了货币理论方面的前沿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褚凡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维德·卡钦斯基（WaddillCatchings）的学术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二人的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危机爆发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议政府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一经济主张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通货膨胀固然存在恶性循环，但比它更可怕的是通货紧缩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危害。”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在1928年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写道：“社会需要的是可以被国家经济政策引领的有计划性的经济繁荣。”
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正值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最沉重打击的时期。彼时，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乔治·沃伦和欧文·费雪的货币学说上。二人的研究解释了维持稳定的美元购买力水平的重要性，但这一目标无法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下实现。193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将诸多经济学领域内的专家招揽进自己的顾问团队，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也正是特格韦尔将费雪引荐给了罗斯福，而罗斯福也采纳了费雪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只信一家之言，他一向善于从广泛的建言中选择对政策决策最有益的内容。
事实上，罗斯福旨在通过货币制度改革实现双重目标：国内经济复苏与国际安全局势稳定。1936年9月，趁美国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之际，美国政府开始把视线转向国外，美国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一项“三国货币协定”。在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灵活性不受干扰的前提下，该协定约定了三国货币间的汇率水平。此外，美、英、法三方还承诺将通过合作维持三国各自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所言，该协定彰显了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主张。三国货币协定的签订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意义：协定的缔结令美、英、法三国联合起来，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当时，纳粹德国利用操纵贸易和货币价值的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用这笔财富为其扩充军备埋单。不仅如此，该协定还为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数年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取代汇率稳定成为缔造战后和平的共同目标。在上任后第一年末，罗斯福总统让美国人民重拾了对美元的信心；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份对美元的信心已在各国人民中间传递。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政”的成功得益于罗斯福总统在其12年的任期内始终坚持施行透明、连续的货币政策。可能在公众看来，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最显著的成果是一系列公共事业的开展。然而，“新政”中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与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文明庙宇”中其他支柱的贡献。
虽然，“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确实为失业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设立的工赈机构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领取了政府薪水的工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批桥梁、堤坝、高速公路以及校舍。但相关学术研究表明，相对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笔财政开支无异于杯水车薪。
即便财政政策的效用并不足以提振经济，不可否认的是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二战”期间也并未受到太大干扰。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即便罗斯福的财政政策无法拉动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但是他的货币政策却做到了这一点。到了1945年，一个崭新的、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其为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留了足够空间。正是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当时货币制度所采取的果断变革，终结了“黄金为王”的时代，为国际货币体系掀开了一页崭新篇章。在这个新时代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有权适时适度地调节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
回首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实属危急存亡之秋：他不仅要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还要通过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文明社会的侵犯。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通过卑劣手段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罗斯福在当时就认定这个独裁者将会给欧洲大陆的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罗斯福曾对身边的一位助理提及，希特勒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邪恶的征兆”。虽然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自己的野心，但在罗斯福看来，“希特勒的‘黑巫术’可以召唤出人心底最阴暗的想法，它不仅讥讽他们对艰难生活的隐忍，还煽动了他们的民族仇恨。最终，这种极权统治将击垮理性与正义等文明社会赖以依存的基石”。数月后，罗斯福又告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看来，“纳粹的威胁将极有可能使欧洲陷入另一场战争”。应该说，罗斯福总统已极富远见地认识到，守卫文明社会的重任还将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重振。并且，他还预测终有一日，美国将为反法西斯战争输送自己的力量。
回首20世纪30年代，对战争迫近的“恐慌”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罗斯福的确在与时间赛跑，但时钟指针的运动速度却由希特勒掌控。一种紧迫感时刻催促着罗斯福总统为推动“新政”所做的一切工作。战前动员、扩充军备、闪电战、大屠杀，希特勒的一步步举动不断放大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感。一方面，美国要与德国比拼；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在与希特勒竞争。
经济复苏乏力的可怕后果是国家将无力抵抗纳粹的恐怖威胁。不仅罗斯福总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1933年末，罗斯福总统收到了凯恩斯的一封来信。凯恩斯在信中写道：“您已成为那些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的委托人。”如果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那么文明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将得到维系。如果它失败了，“那么理性的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的损害”。凯恩斯如是说。
抛开战争阴霾不论，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在国内也遭遇了强大阻力，反对者正是一众向来冷静的金融业人士。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威胁始终是通货膨胀，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紧缩根本不足为虑。同时，只有金本位制才可能防范通货膨胀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守卫金本位制的后果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的日益衰退，那么这也是为了维护币值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只要货币与黄金保持当前的法定兑换价格不变，那么市场上的货币就将长期保有稳定的真实价值。“我坚决支持金本位制，其他货币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有罗斯福的反对者发出了这样的咆哮。在他们眼中，所有抱怨金本位制的人都只是“爱哭闹的、不懂事的孩子”。而与他们的期待相悖的是，罗斯福总统并不去聆听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商业领袖们的建议，却转而投向了那些“不明事理”的大学教授的阵营。“罗斯福一只手擎起了为美国普通民众谋福祉的大旗，另一只手却发起了针对商业部门的渎职调查，这极大地打击了商界领袖们的信心。”一位反对者说。
但是，罗斯福在任内自始至终都对这些抱怨视而不见，他的确做到了不让银行家们“有机可乘”。他的美元贬值政策，令美元发行走上了一条摆脱国库内黄金储备约束的道路，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了加速器，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执政期间，随着经济的提振，罗斯福总统在民众之中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虽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丰硕成绩，但是当今的一些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却更倾向于其反对者的理念：给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破坏的是通货膨胀，失业者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普罗大众需要自己走出经济困境。在他们看来，为了防止国家丧失市场活力与信心，没有人有权对商业领袖的经营决定指手画脚。
大致有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不公正评价。一方面，由于引证资料的不可靠性，历史学家往往都将罗斯福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幸运，而非执政能力。在罗斯福的前顾问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写的回忆录里，他们详细记述了罗斯福的早期货币思想。而这两本回忆录后来成为介绍罗斯福生平的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参考文献。在莫利和沃伯格眼中，罗斯福新政太过激进。因为坚持与罗斯福相悖的货币政策主张，二人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与之决裂。在二人的描述中，罗斯福总统既不懂经济，也易被外界力量牵着鼻子走。这类回忆录中不公正的评述直接影响了早期罗斯福传记的作者对其货币思想的看法。这其中，受到影响的传记作者就包括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亚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现今，他们各自撰写的“罗斯福传记”已成为后世学者广泛引用的权威参考资料。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今有关罗斯福的传记中缺失了有关其货币政策的恰当评述：罗斯福总统过长的执政年限与对大萧条和“二战”等重大事件所费笔墨之巨，已使传记作者没有余力再去认真分析其货币政策了。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一个事实——罗斯福新政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奏效了。我们先来谈谈一部电影。2011年上映的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讲述了一家面临破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自救的故事。影片中，当投行高管陶德［John Tuld,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试图为自己残酷无情的自私做辩解时，他发表了大段独白。“市场崩盘总会发生，”他说，“经济起起伏伏，而身在其中的人们是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接着，他细数了一连串市场爆发恐慌的年份“……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在此处，他停顿了一下，才又继续，“1974年、1987年……”。在剧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但投射到现实经济历史变迁中却意义非凡。1937~1974年的30余年间正是战后繁荣时期，法国人将这段时间称为“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glorieuses），指经济增长与繁荣共存的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及其追随者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战后繁荣的这段时间里，正如一位金融记者提到的，“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被抑制，这自然也就抑制了危机的爆发”。随着银行家鲁莽的逐利行为被法律约束、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世界各国分享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祉。战后，借力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推行，美国的出口量猛增；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各国也实现了经济的提振。与此同时，就连从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在战后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另外，对于陷入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积极的援助和贷款计划帮助其走出困境。此后，一国的经济下行已无法对世界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即便是美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归结为“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失效，但是客观来讲，是不合时宜的政策举措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罗斯福时代，为了确保就业，经济政策选择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印证的那样：失业率与通胀水平呈反向相关。但到了70年代，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的泥潭，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发展到另一种情景——通胀与失业共存。“虽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曾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自40年代以来最低的平均失业率水平。时至今日，同样的政策举措带来的却是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数据。”一位经济学家在其撰写于70年代末期的报告中提到，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溃败”。对此，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辩称，正是因为政府没有遵照他们开出的药方，经济才会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凯恩斯的批评者们不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将政策的失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24
此后，经济学研究开始越来越仰仗计量手段的应用。但是，在不切实际的计量模型中，失业率这个变量被解释成了“自愿失业”，而非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在秉承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看来，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行消化经济周期的波动。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到1980年，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公然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的学说。一听到发言者在做与凯恩斯主义相关的报告，听众们便不免交头接耳、嬉闹窃笑。
在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之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罗斯福总统高超的执政能力，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但当他们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断时，他们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人们总是将当代的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做对比，但他们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借鉴于7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经济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政府大多将货币价值的稳定视为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就业率，甚至不顾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虽然不能说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完全不作为的，但是他们只在经济深陷危险境地时才草草出手也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指出，在化解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要远比那些讥笑他的经济学家的主张更为有效。而新近为他撰写传记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更是一个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积极介入政治解决方案的行动家。
在为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同时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失意的挫败。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回顾中，都不免强调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之间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在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规划之上。结果则是，虽然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既遵循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为该国际体系的发展昭示了广阔前景，但“怀特计划”由于有着美国巨额财富实力作为后盾，而终被采纳。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凯恩斯与罗斯福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紧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这一共识已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认可。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
虽然凯恩斯的有关思想的确对罗斯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完全根植于凯恩斯的理论学说。正如经济学家特格韦尔在后来的著作中描绘的那样，虽然“在外界看来，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但这并不是因为罗斯福通读了凯恩斯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学术气氛本就十分浓郁，所有不愿固守旧有学说的学者都在试图为大萧条找到解决方法。这其中，诸多思想家都为罗斯福政府贡献了务实的建言。不只是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像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Eccles）与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都曾为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虽然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罗斯福或者凯恩斯一人的说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写凯恩斯传记的作家曾经说过的：“在公众看来，个人英雄主义所散发的魅力是巨大的。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包容数位英雄的集体涌现。”但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
虽然罗斯福的身旁有无数富有才智的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凯恩斯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早在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们就看出了凯恩斯与罗斯福在经济主张方面的共性，并试图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引荐给他们的总统。一位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结盟。可原来，此事并不需要仰赖魔法来实现，时间与信件往来才是美梦成真的工具。在两人正式结识之后，双方又在多个场合有了正式会晤。此后，凯恩斯还以信件的方式向罗斯福传达了他的经济政策建议。在特格韦尔看来，二人的交往中还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质：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凯恩斯终究是个局外人，他既不会阻挠罗斯福的任何计划，也不会过于积极地推销他自己的方案，所以总统才会如此放松。”特格韦尔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重塑国内经济之时，还是在他考虑是否要给予英国经济援助之时，抑或是在他为战后和平拟订方案之时，凯恩斯都献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宝贵政策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为没有实现他的全部目标引以为憾，那么，他该为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心目中的灯塔而感到些许欣慰。
可以说，罗斯福总统对经济学思想的熟稔与凯恩斯对权力运作中实际问题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学者现有认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以此到来的经济复苏令商业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重拾希望的民众举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无耻侵略、文明社会的安全最终得以捍卫。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十分擅长从以往的过错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而当我们有幸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个世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二人曾经历过的伟大历史，并从他们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当时，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时间倒回1919年，为了帮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拯救危机当口的西方文明社会，凯恩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
（文章摘自《货币大师》，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