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而且为区域性、全球性的互利合作注入重要动力。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大趋势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正在从以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转向以服务业领域为重点的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已经成为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点。2005年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4.4%（按美元计），高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2018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63.6%。二是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以知识产权为重点的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环保标准等与世界经贸规则的对接。三是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转变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正在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一是中国消费规模正在不断增长。初步预测，到202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加上引致的投资需求，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二是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在需求加速释放，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到2025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将达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将达到45%以上；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将从当前的44.2%提高至52%-55%。三是中国市场潜力的释放正在为全球经济创造巨大有效需求。预计未来10年，中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将达到2万亿至3万亿美元。
推进高水平开放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预计到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比由2018年的52.16%提高至60%左右，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人员有望达到4亿人，占总就业人员比重达到50%左右；2020年预计劳动者报酬占比有望从2016年的47.46%提高到5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提高到35%左右；对资源环境消耗的依赖将明显降低，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到2020年能耗将减少14.16%，碳排放量将减少18.23%。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对深化中日韩合作有重大影响
中日韩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增强。2005至2018年，在货物贸易方面，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率达7.7%，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21.8%提升到26.8%；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4.6%，高于日本出口整体年均增长率2.9个百分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3.4%增加到19.5%。中国已经成为日韩货物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在2014年至2017年的4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年均增长11.4%，是日本服务出口总额年均增速的2.6倍，日本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10.0%上升至12.2%。2005-2018年，中韩服务贸易年均增长7.2%，是韩国服务贸易整体年均增长率的1.4倍；韩国与中国的服务贸易占其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由12.4%提升至15.9%。
中日韩有条件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根据相关预测，2018年，中日韩三国GDP合计为20.2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最终消费支出合计为11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70%；贸易额合计为8.2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6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预测，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经济获益增长1.1%至2.9%，日本经济获益增长0.1%至0.5%，韩国经济获益增长2.5%至3.1%。中日韩三国“抱团合作”，将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中国高水平开放不断释放近14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将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拓宽市场空间。目前，中日韩三国区域内贸易比例仅占19%，低于东盟（24%）、北美（42%）、欧盟（65%）。三国经济结构互补性仍远远大于竞争性，三方需要超越经贸摩擦，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进程。
以务实举措加快中日韩经贸合作新进程
首先，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进程。建议把服务贸易作为早期收获的重点，在知识产权、文化旅游、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研发、工业设计和数据处理等领域率先实现自由贸易的重要突破，逐步推进服务标准的对接与服务市场的融合。
其次，以率先实施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为重要突破。一是适应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积极开展中日韩在旅游、教育、文化娱乐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二是适应三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推进医疗健康养老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三是适应全球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大趋势，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合作推进智能制造产业的深度合作；四是适应可持续发展大趋势，深化中日韩绿色产业和环境治理合作。
最后，以“中日韩+”拓展三国合作新空间。中日韩应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采用包括“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协议、双边和三方投资协定等不同形式，共商共建多层次、分产业、灵活多样的双边、三方与次区域自贸区，重点推进“中日韩+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旅游合作、制造业合作、绿色发展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由此，推动形成中日韩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新的大格局。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第六届中日韩合作对话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