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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摆脱指挥与控制模式
伴随着公司内部绿色革命的上演,在规制措施和国家政策领域内,一种全新的观点开始初露锋芒。这种观点承认了传统的管制措施和排放端口控制方法的局限性(或代价)。于是,一种新的措施产生了,它鼓励企业率先自发披露自己的相关指标,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力量。14在随后产生的一系列措施中,首屈一指的是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 Release Inventory,TRI),TRI的颁布巧借1988年美国通过的超级基金再授权法案(该法案为有毒垃圾排放站点严格划分了责任企业)之东风,不过最初TRI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这份貌似无关痛痒的规定仅仅要求厂家对300多种(在当时都是完全合法的)有毒化学物质的使用、贮存、运输和处理情况进行披露。而最终的结果却令所有人惊叹不已,这些由美国环境保护局保存的数据成了激进分子、媒体和第三方分析者追踪公司环境绩效情况的一大全新的重要信息源。前十大污染者成了众矢之的。 TRI,同样首次为公司和厂家经理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公司业绩的标准,企业同时可以通过TRI的披露结果与竞争对手相比照。量化永远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十年之后,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经济膨胀,有毒物质排放量仍然下降了超过60%。事实上,许多公司在减少或是限制有毒物质排放的过程中,也收获了丰厚的经济回报。15几乎可以断言,TRI可谓历史上曾经颁布过的最重要也是最高效的社会方面的法案之一。甚至不需诉讼、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和监察员的出现,该法案即可发挥效用。自此之后,由于这种方法同指挥与控制规章相较可以大幅削减成本,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应用这种信息公开透明化的理念,将其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运用到国家环保政策的制定中。 就重要程度而言,主要在欧洲各国生根发芽的“厂商责任延伸制度”也绝不逊色。16这个概念其实十分简单,即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有生产厂商必须对其全程负责。这种制度最先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制定的关于“打包垃圾”的法案,现在这些法案已延伸至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汽车产业、家用电器及电脑行业,要求生产商在产品寿终正寝之际对这些报废产品予以回收。显然,这些法案敦促生产者在设计之初即将环保理念纳入考虑之中。这个简单的要求使得各企业将产品生命周期作为其核心原则,引发了企业在产品管理上的一大变革,使得“绿色设计”的理念深入人心。企业的关注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生命周期中企业可以控制的几个阶段(生产或装配阶段),产品管理意味着企业要在设计产品之初就将其全部生命周期纳入考虑,从原料的取材或对能源的获取,到重新利用、重新生产或进行可降解处理。“生产到废弃”的观念逐渐被摒弃,设计者们越来越多地将 “从生产到再利用”的理念作为准则。17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开始发现: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施乐公司正是一个极佳的榜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施乐公司在其复印机业务中率应运用了回收再生产和基于环保的设计理念的策略,因而获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施乐公司的部分业务延伸至商业复印领域,在该领域,废旧机器的回收、零部件的翻新处理以及设计出一条翻新旧复印机的流水线并非难事。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施乐公司才将产品重新回收的理念贯穿到了设计之中。这个项目是资产循环管理的一个翻版,目的是使资产尽可能地被多次循环利用(仔细回想,施乐公司的复印机多用于租赁,鲜有消费者自行购买的情况)。如此一来,该公司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而且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凭借单位资产也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它将自己的生产理念定位为 “从无废弃物工厂到无废弃物产品”18。到90年代末期,该项目每年为施乐公司节省近5亿美元,接近该公司年销售额的25%。事实上,尽管施乐公司并未审时度势地将业务重点转向打印机领域(因为后来文件越来越多地被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直至打印逐渐取代了复印的主体地位),资产循环管理还是使得施乐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期赚得盆满钵溢。 随着“绿色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先驱企业们开始将它们的精力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各种双赢的战略设计,即能够在减少废弃物、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和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同时,降低成本和减少风险。如果公司以一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方式运作,那么,即使花费大量的资金购进原材料或进行其他投资,最终也只会付诸东流。事实上,据陶氏化学公司在90年代初期的一项评估结果显示,那些被动应付式的努力,诸如对制度的服从、清除废弃污染物和事后补救措施等行动的回报率是负的60%,而前瞻性的主动措施的投资回报率超过了20%。19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公司(也许多达90%)在环保方面还是采取一种应对式的策略。使企业在环境保护领域采取前瞻性的主动措施,而非被动应对这种策略性转变,正是迎面而来的重要挑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使被动应对式的企业策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有一个结论日趋明晰,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价值有利于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居于前列。例如企业可以通过预防控制污染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节约成本。更值得欣慰的是,通过有效地进行产品管理,有时还可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获得极佳的收益。沃尔沃公司新的汽车散热器在冷却发动机的同时也净化了空气,而英国石油公司的气候改善政策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个概念,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唯有通过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和不断发展特定的技巧与能力,企业方可在财务绩效以及社会和环境绩效上同时实现最优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密歇根大学,“绿色革命”催生了一门双学位课程:企业环境管理课程(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CEMP),由商学院和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共同参与该课程项目的研究,目前CEMP已成为该校厄尔布研究院的双硕士学位课程。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将污染防治与产品管理集成到管理课程中去。作为CEMP的创始人,我的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现在我已经深刻意识到,企业自身才是能够使社会绩效得到实质、持久改善的同时,又保障企业利益不受损害的关键点。年幼时的那句“这就是钱的味道”在我的脑海中被彻底否定,我开始意识到:污染里真正散发的是废弃物和管理不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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