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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关于游民、匪类、暴民
说历代帝王及皇权专制是长期造成中国历史发展缓慢的一个直接原因,这恐怕在学界是公认的,无须赘言。但是作为被统治的下层群众是不是就都是历史合力中的推动者呢? 诚然,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但我们知道劳动群众不完全等同于下层群众,故而不能含混地认为所有下层群众都是历史推动者,因为下层群众中也有游手好闲之徒和害群之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应正视这个事实。 近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开始注重有关“游民文化”的探讨,大都认为历史上的游民对社会文明进步具有破坏性。友人王学泰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发表有《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认为游民文化比古代主流文化“显得更缺乏理性、更没有是非观念、更野蛮黑暗”(见《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王学泰另有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可参)。 王学泰考证,中国近代注重研究历史上游民问题的学者首推杜亚泉。杜氏早在1919年就发表过有关文章,认为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其成分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他们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这种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权,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转引自《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王学泰继续了杜亚泉的研究,着重对古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进行分析研讨,揭示游民文化在国人劣根性中的表现及社会危害。 我认为,杜亚泉、王学泰批判的游民及游民文化的提法似不尽确切。因为游民这一群体未必都是好逸恶劳的不逞之徒、害群之马。比如,农村不定期的打短工者、灾年中的逃荒者、集市上的游商小贩、算命先生、街头卖艺者、被迫卖身的妓女,其中不少是社会边缘上的良民,有的被迫流亡、转死沟壑,有的生活艰难、苦撑苦熬,却也有宁死不偷盗,操守凛然者,像人们艳称的明清之际的名妓(秦淮四美中的李香君、柳如是),均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称道。 总之,全体群众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并不是单质的集合体,笼统地说人民群众都在推进历史文明进步,是不符合事实的。关键要看人民群众中哪些人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哪些人却阻碍或破坏历史的进步。参与历史活动的群众都是有目的、有主动性的个体,各自有不同的目的动机和利益。历史虽由人们合力在推动,但参与历史活动发挥的力量方向却各不相同,有积极的正方向的推进者,也有逆向的阻碍者、破坏者。彼此的力量有同方向的推动合力,也有相互冲突的抵消,所以最终产生的历史后果往往同每个人的愿望不一致,这是恩格斯已论述过的(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此,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大体说来,只有群众中的劳动者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非劳动者中却不乏形形色色反文明、反社会的阻碍历史进步者。 群众中反文明、反社会的恶人中确有游民分子,但不是游民的全部。在下层群众中混迹的恶人除了杜亚泉所举的兵(应是兵痞)、地棍、流氓、盗贼和王学泰所论的江湖中人等,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如村中的恶霸(土豪劣绅)、地头蛇、讼棍、邪教主、土匪(草头王)、妓院老鸨与皮条客、制毒贩毒吸毒者、海盗、赌徒、亡命徒、黑社会头目之类,可统称为莠民,其中嗜血施暴者即为暴民。反文明、反社会的恶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当然还应包括前述历代的上层人物,如独夫民贼(暴君、昏君)、军阀、权奸、贪官污吏、巨奸大蠹等。 确切地说,这些恶人可称为匪类。匪者,非也。虽然其外貌也是人样,但从本质上都已兽化,是非人类,是衣冠禽兽。这些匪类,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匪类以历代帝王暴君昏君和贪官污吏为一集团,可称官匪;下层匪类即是流氓、地痞、土匪等各色恶人,可称民匪。官匪、民匪以不同的作恶方式汇合起来,形成一股历史的逆流,诸恶相济,共同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是人类之祸害、民族之败类。 在学术界看来,中国社会问题集中地反映为农民问题,特别地归之于土地问题,又说:“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这当然是很正确的。但由此,人们往往把所有问题归之于农民的愚昧落后,这就不免良莠不分,含混而笼统。农民是小私有者,也是小生产者,具有许多弱点和缺点,如保守、狭隘、目光短浅、缺少文化等,但作为劳动者,他们并不是文明的敌人,相反却是历代文明创造的基础性力量,不能笼统地把他们同匪类画等号。其实,真正的农民、本分的农民更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诚信务实、坚忍不拔、尊重知识而富于正义感。在中国历史上,正是由这些千千万万的不知名的农民默默地劳作,支撑着社会的正常运行,构建着中国历代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故而,绝不能把他们同匪类等量齐观。 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结构成分,按《管子》的说法是“士农工商”,这是就职业来划分的,不是明确的阶级成分划分。是不是古代中国没有阶级?不是的。只要社会存在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人群对立,就说明有阶级存在,同时也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但在古代中国,典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却不明显。就士农工商这四民而言,商人在古代中国社会地位低下,不是社会的主导势力,工是小手工业者、手艺人,或是官方作坊、手工工场的劳作者,也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亦属被奴役者。只有士农有分化且彼此渗透。农民子弟通过受乡村私塾教育可以成为士,也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地主。发了财的地主可以买官或捐官获得官职,但没有实权,只是成为基层有声望的乡绅。其他的士,则不然。士在先秦最先是武士,而后有文士、游士等,本来大多是自由民,称国人,只有少量土地或财产,但有参政权。士人可通过推荐、自荐或考试,跻身官僚权要行列,成为统治阶级。秦汉以后,士可以通过察举、九品中正制和后来隋代确立的科举制,上升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员。在四民之上则是皇帝贵族和大小官僚及国家机器组成的统治集团。从总体看,农民数量庞大,是社会的基础。统治集团人数少,却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社会资源和暴力机器,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所谓匪类便是上层帝王官僚中的暴虐者和下层四民中生计无着的暴民或曰堕落分子。所谓中国古代激烈的社会冲突或农民战争,大抵是在暴虐者高压下,或剧烈的自然灾害降临时,脆弱的小农经济发生崩溃,下层群众求生不得,铤而走险,奋起造反导致的,而这种“逼上梁山”的造反多数是由下层游民中的“勇敢分子”率先带头和领导的。这种造反在发动时期或开始阶段具有正义性,虽然必然表现为血腥暴力形式,但不能苛求这种历史的局限与无奈。这种暴力造反(暴动)比起漫长的在暴虐者统治下受尽欺凌而无以求生的境况毕竟时间短暂,而且有希望通过剥夺暴虐者的土地和财产缓和或化解广大农民的对抗情绪,改善严酷的生存条件,使农民在困境中喘一口气,求得苟活之安。这就是史学家以往倡言的“让步政策论”的依据所在,也就是历代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作用的时期。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的造反暴动多为有组织能力的头目带头发动、组织。在古代汪洋大海中行驶小舟般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造反者提不出有别于暴虐专制的新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更谈不上构建什么民主政体,他们的政权组织只能在旧制度的圈圈里打转。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奋起造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投入起义前看到秦始皇的咸阳宫,不禁自言:“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羽的雄心则是“彼可取而代也!”请看他们的动机,都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这些造反领袖一旦羽翼丰满、实力壮大或夺取了政权,就只能是效尤于旧统治者,多半转变为新一代暴虐者。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大兴宫室,极尽排场,昔年的老朋友看到后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沉沉哉!”但结果受到陈胜(涉)的冷遇,这时的陈胜早已不是原来那个朴实的佣耕者了。刘邦后来当了皇帝,命叔孙通制定了礼仪规矩,他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骄横之意溢于言表。正如毛泽东所言,他们的造反,最终除了灭亡之外,就是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造反领袖一旦转变为新的暴虐者,就势必将当年暴动的正义性消解殆尽,成了作威作福的统治阶级代表。长此以往,便会再一次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引发新的动乱。于是,本来是替天行道、拯民于水火,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反面,为己谋私,陷民于水火。本来是以暴止暴,却变成以暴易暴,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被利用来作为谋求私利的工具。这几乎成了历史的规律,就像朱元璋称帝时所言:“原本是打家劫舍,没想到弄假成真。”打家劫舍并不是革命,而是土匪强盗行径,而“没想到”则说明朱元璋不由自主地在成王败寇中转圈圈。这种王寇转换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历史怪圈,就形成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向毛泽东提醒的历史周期律。应当说,这就是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只能缓慢地前进的主要原因。要打破这一周期律,除非有新的大工业先进生产力及新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构建,才可能实现。 在此,我们不能不再次惊佩先贤陈独秀有关论述的精辟,陈独秀在其《革命与作乱》一文中清晰地指出: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于孙郁《无畏的文字》,《随笔》,2009年第1期) 陈独秀的这段话,对革命的性质及革命与作乱的区别,说得再明白不过。如果没有这一认识,将革命与造反看成一回事,笼统地讲“造反有理”,如陈氏之言,“那便大错而特错”。回顾近百年中国革命史,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不是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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