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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所谓民族劣根性
对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还有更多的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从梁启超开始,五四前贤参与者甚众。许多中外学者,其中不乏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揭示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的劣根性问题上。 这似乎确实成为一个大大的问题了。 民族性、国民性就是人性,确切地说是指人的文明素质。这关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是科技的主体、掌握者,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从人的素质探讨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似乎才能抓住中国问题的症结。 关于民族劣根性之反思与批判,不能不谈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及其一系列杂文。但在鲁迅之前,就有鲁迅提到的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文译名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鲁迅译名为《支那人气质》,见鲁迅《立此存照三》),其他中外学者亦就此作过生动的论述。史密斯之书曾在1890年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上连载,后结集于纽约出版。书中列举中国人的特点,如: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等等。凡二十六种毛病。史氏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贫困和无知造成的,同时也由于中国人过度依赖历史经验,而且没有同更优越条件的国家相对比,从而导致眼界狭窄。当然,史氏也指出上述特点不独为中国人独有,如印度人也有。 史密斯之后,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名文《原强》,直揭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严复另有一文《辟韩》尖锐指出是专制君主制造了民众“弱而愚”,“士大夫心术之坏”也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又在《〈法意〉按语》文中指出中国人自私,原因是小人没有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的机会。严复留学西方,自然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但他对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示悲观:“所绝不敢相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在。”就是说,在中国难以改造社会制度,也就难以改变国民之劣根性。 继严复之后,有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揭示中国人的缺点为“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政术对民众愚弄造成的。次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名文《新民说》,指出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是由于“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1903年梁氏又作《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亦罗列中国人的缺点加以批判。到辛亥革命时期梁氏的观点有所改变,对国人性格不再一概痛斥,而有良与不良之分析,显得略为客观。 革命家孙中山一生坚持排满反帝和民主政治奋斗,他痛感国人有帝王崇拜之病,如认为太平天国垮台,“败在众王都争做皇帝”。这一点明显地与维护帝制的严复、杨度等人不同(参见《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共产党人陈独秀也认为,由于几千年来帝制专政,使“吾国民遂沉迷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人的两大缺点,一是凡事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喜欢一哄而起;二是任力不任法。归因“是皆专制制度之余毒”(《立宪国民之修养》)。 同情共产革命的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揭示洞察深刻,其名篇小说《阿Q正传》所描绘的愚昧农民阿Q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周作人语,见其《关于〈阿Q正传〉》一文)。在鲁迅的大量杂文中,揭示中国人奴性、愚昧、非理性、保守、自私、贪婪、自大又自卑、冷漠、无耻等恶德不遗余力,但鲁迅同时也承认中国人并非都是劣种,历史上从来就有“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激烈批判国人的劣根性,就是要向国人揭示病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20世纪前半期,鲁迅之后,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揭示中国人缺少绅士精神(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费厄泼赖”),中国知识分子“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层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中国农民却是“务劳求实,克勤克俭”的,问题在于缺乏教育。 在今日尤有颇大影响的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新版本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可参见)一书,此书一时风行,痛斥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国人擅长“窝里斗”,此外还有好说假话、心灵封闭、明哲保身、彼此猜疑、主观和情绪化等缺点。所有这些毛病大都不出前人论列,只是柏杨将之集中而突出地强调,又有讽刺意味,就不免引起人们的反感。事实上,绝大多数探讨国民劣根性的学者作家都抱有爱国忧患意识,爱之深而痛之切,恨铁不成钢,并非有意丑化中国人。民族劣根性之源 MINZULIEGENXINGZHIYUAN民族劣根性之源 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有所谓“民族劣根性”,只有历代暴虐的帝王官匪及在“帝王崇拜论”影响下产生的民间匪类才集中体现了民族劣根性的恶德。官匪与民匪,二匪交攻,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迟缓和落后,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特征。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与士人是历史文明进步的推动者,是民族劣根性的抗拒者和抵制者,但他们未能成为历史的发展的决定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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