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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民匪的从众作恶心理
中国古代近代出现的下层民匪一旦掌握暴力,便转化为背叛起事初衷(如果有拯民水火的初衷的话)的作恶多端的人间败类,这是不容否认的史实。但是并不是只有匪类头目才是杀人魔王,这些匪类头目的罪行毕竟有一大批响应者、追随者,这些忠心拥戴、跟从作恶的暴民都是有罪的,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问题是,这些暴民原本并不是天生的恶人,多数还是善良的百姓,为什么在造反洪流中一下子就变成吃人的野兽呢? 这要从人的从众心理来分析。通常单个人独处会感到孤单、寂寞、软弱。但要是集合为群体,单个人就会觉得有依靠,有自信,有力量。就施暴犯罪来讲,单个人会对此胆怯、畏惧,有负罪感,不敢轻举妄动。但要是投入群体,共同犯罪,一哄而起,单个人就会有一种淹没感、匿名感,会以法不责众来自欺:反正是一群人的共同行为,个人淹没在群体中,是谁在施暴作恶,在混乱中就不得主名,别人也分不清谁是主谋,即或有知道的,也自以为不会被追究和举报出来。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指出,群众具有冲动、易变、偏执、极端等心理特点,“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烧宫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为群众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得以让他生出杀人抢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成就英雄壮举”。可见,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本有向善与作恶的两面性。如果暴行又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提出什么为真理、为公义、为大众的高尚口号,参与者个人就更会受到激励,觉得正义在手,肆无忌惮,倾情投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慨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就是指这种从众作恶的血腥报复情绪。在这种众情激愤的浪潮裹挟下,作恶者这时不会自责,反而觉得是一种荣幸,是一种英雄行为,会“义无反顾”地施暴作恶,无法无天。这种从众作恶的心理冲突,说到底是在乘乱中捞点油水,占点便宜,或纯为泄愤,以求快感。 于是势必导致破坏性严重后果,产生良莠不辨、玉石俱焚、毁灭文明的效应。这在历史上有难以尽举的例证,研究者发现,甚至红军时期也曾发现过类似事件。《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载,湖南暴动时,红军在“左”的政策指导下,“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而且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烧掉”。《血泊罗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说,这种“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农民运动规律,古今相同(张宏杰《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见《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此类的残酷在土改前期亦有发生(参见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1期)。 可悲的是,在“文革”时期仍有此类极端事件出现。手段残忍,不忍详述。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对此洞察深刻,小说写流氓无产者阿Q本是“真能做”的下层劳动者,但他在生计无着时就喊着要闹革命,阿Q的愿望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对不合意者要实行“嚓嚓嚓”的砍头。以往论及阿Q,多是强调其“精神胜利法”的自欺、愚昧。殊不知,阿Q这种嚓嚓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是国民劣根性的突出表现。 毫无疑问,民匪暴民这种非人性、非理性的嚓嚓主义是由暴君贪官的高压政策激起的,徐珂《清稗类抄?盗贼类》记《两粤盗风之炽》云:“粤人贫富之不均,甚于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为官所捕,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且必无幸免之理,而为盗则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侥幸不死。 既若此,是亦何乐而不为盗也。”(《清稗类抄》,中华书局,1986年版,总5337页)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是因服劳役途中,遇雨,失期当斩,陈涉说:“今亡(逃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民众这种逼上梁山、死里求生的绝境,是值得同情,可以理解的。在起义中杀戮暴虐的官吏,以泄其长期积压的怨愤,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正当性。但凡事超过一定限度,一旦手握屠刀,就不分青红皂白,乱砍滥杀,殃及无辜,甚至屠戮妇幼,丧心病狂,受虐者便转化为他的反面,这岂不又成为新的暴虐者了吗?还有什么正义可言。为此鲁迅不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民间有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似乎也很有道理的吧。以往人们总是强调不怕穷,“穷则思变,愈穷愈革命,愈敢造反”,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殊不知贫穷更有另一面,所谓“饥寒起盗心”,“人穷志短”,贫穷也会激发人性之恶,危害社会,西人有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则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还说过:“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年12月20日)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下层匪类是绝对不能依靠的。孙中山生前闹革命,组织暴动不下十余次,其中多次想依靠“青红帮”、会道门,结果都失败了。看来,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更准确、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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