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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历代帝王的劣迹与帝王崇拜论
平心而论,所有列举国人劣根性的表现既非外国人没有、中国人独有,也非全体中国人都有,而只是部分中国人的毛病,或许可以说这些劣根性在中国人中较为普遍或常见吧。如果确乎如此,则对这些劣根性的揭示,正说明研讨者抱有不讳恶的冷静态度,意在引起国人的警戒,以促痛改。无疑,这理应视为民族之幸,中国之福,说明中国还有正直敢言之士,中华民族没有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或曰中华复兴大有希望。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能看成是所有中国人的劣根性。不能一提劣根性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中国人都是劣种。尽管确实有不少国人表现出许多恶德,令人不齿。但中国毕竟在历史上还被称为礼仪之邦,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至今现代中国也不断涌现出许多道德高尚的志士仁人。这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那么,究竟是国人中哪些人、怎样一些人表现出那些丑陋的劣迹呢? 现成的一个答案是历代的统治阶级,如大多数历代的帝王及其鹰犬。这些显赫的专制者,口含天宪,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残民以逞,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堤,流恶难尽”。这里且不说夏商的独夫桀纣,且不说春秋诸侯的无义战,且不说战国七雄之厮杀,“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且不说秦始皇的暴虐、汉高祖刘邦的流氓无赖、明太祖朱元璋的残害臣下、清慈禧太后的腐败无能,就说号称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策划“玄武门之变”,屠兄杀弟,逼父夺位的劣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为史家乐道,治绩辉煌,但晚年也是“十渐不克终”(见魏徵之疏),马周上疏称其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百姓)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略无休息”。唐太宗追求长生,陷入腐化,最终服药而死,可见其愚昧荒唐。最可恶的,他遗嘱以最杰出的书法家钟繇、王羲之父子的手迹,特别是“纸墨如新”的《兰亭序帖》殉葬,使后人至今无从得见如此名贵的国宝。 这种夺天下之至宝为私藏的行径,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抢掠罪行。所谓英明如唐太宗者尚且如此,其他强梁的帝王及走狗更是等而下之,劣迹斑斑。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易白沙著《帝王春秋》(岳麓书社,1984年重版)开列帝王十二大罪,举史实为证,读之触目惊心。今人周良霄有《皇帝与皇权》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对秦朝到清宣统2132年的直线相承的22个王朝的老小170个(同时并立的不计在内)皇帝作了一番分析和统计,指出如假定其中**1/5**的皇帝(以每位平均统治十二三年计),是事业型的有所作为的,他们所主政时期不过400年,而其余1700多年中国都处在一批腐败者、残虐成性者、弱智者、未成年者、病态平庸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可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何等灾难深重,“即就所谓有为的少数皇帝而言,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里,真正能推动社会前进的功业究竟又有多少?这也成大问题”。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君主政权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414页)不必再翻二十四史了,可以断言,在专制制度下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是兽类,都有兽性或曰劣根性表现。写到这里,想起近年那些大肆粉饰吹捧历代帝王的影视剧,真不知其作者将作何感想。 这里,有必要厘清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帝王崇拜论。此论流毒深广,蔓延至今。那些令人厌恶的歌颂历代帝王的影视剧便都是这种论调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历代帝王是历史长河中被史家着意突出的角色,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历代帝王的“相斫书”。相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历代帝王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比百姓个人要更大,这也是事实。 但在这一点上,即承认历代帝王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较大,却不能因此而认为历代帝王可以主宰历史进程。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参与历史的创造。至于这种创造是促进文明发展还是阻碍文明发展,则要具体分析历史参与者的活动性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又由于历史创造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受一定前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这个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以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史,又由于劳动群众是生产力构成中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只有劳动群众才是推进生产力,即促进历史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当然这不是说历代帝王或大人物在历史上不起什么作用,而是说他们的活动并不具有历史的决定性、主宰性。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要具体地看其活动是顺应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相反,后人从而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唯物史观上述理论观点,是人所熟知的老生常谈了,但是总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另造臆说。比如多数历史教科书虽然承认劳动群众是决定历史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体,但仍强调帝王之类的大人物能够主宰历史进程的快慢,他们援引马克思的话:“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致路?库格曼》1871,4**17)这里,马克思是在讲历史的必然性决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而历史进程的快慢则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但要明白,历史的偶然性是由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的,这多种因素中确实包括大人物性格之类的因素。问题是大人物性格只是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只有大人物的因素并不能完全造成历史的偶然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混称只有大人物们性格之类的个别因素就足以造成历史偶然性从而决定历史进程的快慢。对此逻辑推断如无异议,那么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只有大人物就足以主宰历史进程之快慢。也就是说,帝王之类大人物们的性格之类因素,可能是造成历史偶然性的必然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不知何故,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是要瞄着大人物做文章?可是这样一来,就给人们留下一个漏洞:似乎历代帝王之类的大人物竟能因其性格之类的个别因素主宰历史进程的快慢,因而大肆歌颂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就有正当的理由了。 在笔者看来,历史进程应是历史上所有人的合力决定的。这种合力有着不自觉地不以个人包括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 而个人活动却往往是有意识的、有主观性的,就像是长江大河万流朝宗奔向大海,任何个人因素都不可能左右这一洪流的前进方向,就像水往低处流必然受地心引力一样。长江大河向东流的必然性不可阻挡和加速,它绝不会因河流中一朵耀眼的浪花而转向,历史上的帝王、大人物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耀眼的浪花而已。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作为有意志有选择的帝王、大人物毕竟不是水流中的浪花,他们也会有所作为,从而构成历史进程中有影响的因素,但他们的作用不能与劳动群众合力的决定性作用相比拟。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所以说,杰出人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才是正确的。 这里重温马克思对历史人物作用的有关论述是有益的。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发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其中肯定地评价了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并严正指出:“它的努力至今所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 又说:“促进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 要知道,马克思在当时是第一国际的领袖、灵魂。马克思高度评价第一国际,却根本没有把国际的功绩揽在自己头上,当然也不归功于能干的政治家,而是归功于遭受压迫剥削而奋起反抗的全世界劳动人民。这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否则便成了贪天之功。那种总是吹捧歌颂帝王丰功伟绩的论调,可以休矣。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帝王之类大人物由于从事争权夺利、假公济私的政治活动或腐败无能、穷奢极欲,他们多数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阻碍或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他们是造成中国古代文明进程延缓或倒退、造成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元凶。只有少数帝王如唐太宗李世民等君臣(类似的有汉文帝、后唐明宗、宋太祖、清康熙帝等)在其执政时期,主持(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实施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这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有助于历史的较快发展。但“贞观之治”之类的功绩并非仅是李世民这些个人的功劳。总体上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开明君主除了在其立国之初一段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始终是造成古代中国历史缓慢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毛泽东就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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