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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官匪与民匪的共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每一次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皇权帝制,打击了上层匪类的暴政。但同时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帝王匪类。这种历史循环怪圈,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十分缓慢,有时是停滞的,甚至还有倒退,仿佛形成历史性轮回的宿命性现象。毛泽东认为其基本原因只是由“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按照这一说法,是不是外国古代的地主阶级就比中国的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要轻一些呢?中外地主阶级难道有不同的阶级本性吗?恐怕不能这样说。窃以为中外古代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都是一样的,除了上述这个基本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也许不是基本的)原因,是人口众多的下层民众中有一批匪类,往往借发动造反暴动之机,行谋利肥己之实,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文明。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的民众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前面从民众的思想心理方面作了一些精神因素的形上论析,如从众作恶心理。但更有必要追索一下民众的素质问题,也就是劣根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也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诚然,中国古代民众大多数是农民。上文已说过中国的农民向来被认为是最好的老百姓。他们吃苦耐劳,诚实本分,最有忍耐力,最能承受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不公正。这类农民主要是自耕农,是小生产者,也是小私有者。 显然,农民中还有一批被挤压而处于绝境中的人,他们在走投无路时往往表现出残忍暴虐、为非作歹的恶行,是一批民匪,与历史暴君官匪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农民与民匪的区别在于,农民是勤苦的劳动者、小生产者、小私有者,而民匪则是堕落的流氓无产者。 农民由于长期从事脆弱的小农经济生产,具有自耕农的自私性、狭隘性。他们满足于男耕女织的个体经营,就像是一个一个分散而独立的社会细胞,以微薄的个人能力,很难抵御天灾人祸。他们希望安定的环境、有序的生活,这就需要有一个以暴力为后盾的强有力的保护者,需要一个社会行政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指挥者、协调者,这就为皇权专制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他们又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严重的天灾,在专制暴君昏君这些官匪的严酷统治下,农民被逼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就势必激发暴动造反。正如民谣所云:“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古今录》)这时混迹于下层的民匪也就会趁机作乱,有的勇敢分子就成为造反的发动者、组织者,即头目人物,而这些头目就会利用农民的皇权主义情绪,被拥戴为新的专制统治者。这仿佛是历史的宿命。掌握有权力的民匪头目有的侥幸取胜成了刘邦、朱元璋式的新皇帝,有的则因实力不足,投靠旧政权,即“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多数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最终成了牺牲品。而这时,广大农民则仍然抱有那种企求明君清官出现的期望,正如《水浒传》阮氏三雄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赵官家即宋朝赵家皇帝。事实上,造反的民匪头目一旦得势往往又形同新的暴君官匪。总之,民匪官匪都是匪,都是祸国殃民的匪类,是一丘之貉,如元代民谣所唱:“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广大农民单靠自己的力量企图求得天下太平的日子,只会永远失望、绝望。 农民们多数是淳朴善良的,是最驯顺的臣民。但民匪中的头目却多是野心家、阴谋家,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必然欺骗民众,玩弄农民于股掌之上,以谋攫取皇权高位,成为官匪。这些民众中的败类恶行累累,劣迹斑斑,突出地表现为残暴、血腥、肆无忌惮,通常都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任何自我约束,不守社会道德规范,不按规矩出牌,毫无诚信尚义品德,而且色厉内荏,反复无常,在顺境中作威作福,在逆境中则实行机会主义,见风使舵,乃至投靠官匪,谋取一官半职,出卖同伙,甚至不顾血缘亲情,毫无人性。如刘邦被项羽打败而狂逃,立即把亲子女推下车去,“如是者三”。当项羽俘获他的父亲刘太公,绑在阵前,逼其降服时。刘邦竟然说:吾与汝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简直毫无人性!唐末造反的黄巢,在战争期间,多次与同伙王仙芝反目,忽分忽合。王仙芝曾八次上书唐廷求降,均未遂,后败死;黄巢也先后五次向唐廷求官,亦未如愿(参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黄巢、王仙芝均是毫无节操的小人,所谓起义,义在何处?他们与暴君官匪有何两样!再参照前引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的罪行,就会知道,这些匪类头目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如果要区别官匪与民匪的不同,只不过是个掌权与不掌权的分别,在祸国殃民的罪恶上,二者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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