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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所谓“李约瑟难题”
时下,值得人们,首先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还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强盛? 其实,这样的问题百年来早已有人提出。 人所共知的,1938年英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其时,李约瑟说他在写那本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专著,“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这便是有名的“李约瑟难题”。 事实上,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李约瑟先生之前也提出过同类的问题。友人谢泳先生在他所著的《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中揭示“李约瑟难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的推断。吴景超曾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友人。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在1935年出刊的《独立评论》162号上发表了题为《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文章分析中国文化基础薄弱的原因是:“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文章提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作者对此作出两点回答,“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第二是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的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意思是,中国之落后是因为过去交通不便,中国与欧洲文明接触少。而欧洲各国彼此距离近,交流多,便于相互吸收文明成果,所以进步就快。 由上可知,吴景超不仅提出过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自然科学落后)的问题,而且追溯了近代之前西汉以后的历史原因,那就是中国人历来不重视发展自然科学,而且又缺乏吸收别国(主要是欧洲)文明成果的条件。 谢泳书中还提及费孝通、张东荪二位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谢泳介绍说,费孝通的看法还不是对问题的直接解释,而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调协,却忽视了这种调协的人和自然这一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对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为重心的西洋文化是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那一套”。谢泳说,费孝通的看法与吴景超大体是一致的。 张东荪的观点是,中国的古人在认识上偏重于事,不注重物,“只偏重于历史而不发生有科学”。从历史看,“中国根本上没有因果观点的科学文化,但却确有辩证观点的史观文化”。“由于中国自有其固有的一套文化,而在这一套文化上,中国人不必更换观点却能应付其环境,则便不生有创新的需要。所以外国学者批评中国文化有自足性,想来就是因为如此”。 张东荪是用哲学观点看问题的,用语不免武断,却也不是没有某种事实依据的。类似的观点,在学术界还有一些,比如谈中国古人不擅长逻辑思维,惯用具象(形象)思维;中国人思想重综合,不善分析;重模糊思维,不重精确概念;等等。有关讨论的专书见刘钝、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举诸说,各是其所是,读者自可参阅,兹不再述。上列吴、费、张三位均系大家,其所说颇有讨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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