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以来，很多大型央企纷纷明确将其作为中长期奋斗目标。央企不仅是国有企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是驱动经济社会向高阶发展的关键力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越来越多的央企入围世界500强，其中，全球前五大的公司有三家是中国的央企。但另一方面，我国央企的盈利能力、技术水平等质量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促进我国央企向世界一流目标迈进对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培育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意义。
打造世界一流央企必须实现“五个一流”
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范围内某一特定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具有相对性、动态性、系统性、集成性等特征。打造世界一流央企就是要在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提供坚强保障的基础上，长期保持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力，即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和话语权。为此，企业需要在理念、能力、行为、机制、绩效等方面多管齐下，扬长补短。
一是报国强基的一流理念。价值导向的领先性是决定世界一流企业能否构筑成功的重要前提。管理学理论和诸多案例表明，优秀企业不应仅是纯粹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应善于创造综合价值，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成长。对于我国央企来说，应以报国强基理念为价值引领，一方面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这是央企的底线和立身之本；另一方面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二是要素融通的一流能力。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具备一流的动态能力，不但能够将好的价值理念付诸实践，而且还能够高效、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最为关键的是要具备要素融通的能力，即可以掌握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质生产要素并实现优化配置。影响央企发展成败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等在本质上都属于企业对技术、资本、人才、制度等要素融通能力范畴。
三是开放协调的一流行为。世界一流企业在一流理念内生驱动、一流能力实践保障下能够实施一流行为，精准捕捉市场机遇、弥补发展短板。我国央企一方面是要扩大开放。主要有三层含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是提升我国央企利润率的最佳途径；在满足国家安全要求前提下，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发挥其互补性优势，适度透明开放运营；不断吸收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要素、产品、制度等为我所用，真正形成集成优势。另一方面是增强协调。要加强产业间、部门间、要素间、制度间四个层面的协调，强化发展合力。
四是变革创新的一流机制。良好的机制设计是企业能够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动力保障。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技术更迭层出不穷，我国央企应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勇于且善于在组织、战略、技术、制度等方面开展变革创新，以顺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因此，要平衡面向未来的探索式创新与改进当下的利用式创新，弘扬红色精神，完善管理机制，保持战略柔性。
五是共益认同的一流绩效。从结果导向来看，世界一流企业一定要有一流的绩效。这里的绩效并不是单纯的财务绩效或经济绩效，央企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支柱，必须要成为党中央所期待的“六个力量”，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央企除了在盈利上能够维持企业持续良性发展外，还要通过培育并融入全社会价值共享健康生态圈，为我国的国家安全、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发挥积极作用，并以此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和广泛尊重。
我国央企正处于发展动力转换阶段
2003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相关政策的扶持及人才、资本等高级要素的集聚，我国央企不仅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而且每年还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这可以称之为是基于产品服务一流的高速增长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央企必须朝着基于企业一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这一阶段更加强调产品服务一流背后的系统质量，更加强调永葆一流的持续动力，涉及价值理念、要素资源、战略文化、组织治理、企业家才能、制度流程等诸多方面的升级与协同。
从发展动力来看，我国央企发展有一个不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的常动力——党的领导，这是央企不论在何种情境下能够做强做优做大的根本保障。此外，央企发展还有一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的演变动力。国家政策、人民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等，会从需求侧为央企发展注入动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基于产品服务一流的高速增长阶段，国家对央企的需求更多的强调“有没有”，而在基于企业一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更多关注“好不好”；二是在基于产品服务一流的高速增长阶段，国家对央企的要求主要是“报国”，为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保障，而在基于企业一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央企还需要做到“强基”，即还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贡献中坚力量、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在基于产品服务一流的高速增长阶段，多数央企较少关注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主要依赖国家行为，而在基于企业一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央企需要更多地进军海外市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推动企业“走出去”。
价值导向、资源要素、动态能力、战略机制等又从供给侧为央企发展提供动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技术更迭，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广泛运用，以及基础研究领域的不断加强，我国央企在某些关键技术、产业化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日益相当，逐渐由过去的技术追赶动力转向技术扩散引领动力；二是由要素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过去央企一直沿用了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由于功能和定位的特殊性，往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优势资源对某些关键领域实现攻关突破，这在基础薄弱情境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未来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竞争，这要求必须追求要素质量、配置效率的提升；三是由“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未来不仅需要在产品层面积极主动开拓海外市场，加强对外投资，而且还要广泛吸收国际先进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为我所用，充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现阶段央企应着力加强动态能力建设
当前，我国央企距离世界一流企业到底有多远？如果说，我们在部分产品层面已经能够做到世界领先的话，那么从企业层面来讲，仍存在诸多方面的差距。宏观表现就是，我国央企品牌的社会知晓度、认同度、美誉度，与全球、甚至国内其他行业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并不高，与评判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标准——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和话语权相比距离较远。因此，增强竞争，促进开放，优化配置，是央企迈向世界一流目标的必由之路。从世界一流企业支撑要素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着力加强央企动态能力建设。
一是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就是竞争、开放和配置机制，它要求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重新优化配置国有和民间掌握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促进产出、效率及竞争力的共同提高，因此，对于央企动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安排的难题等。虽然相关研究很多，但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内在机制、关键问题的本质分析与解决办法等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与之对应的统计体系、标准体系、指标体系、政策体系、考核体系等均需开展顶层研究。可以通过社会招标等多种方式形成理论、战略研究长效机制，就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进一步完善央企公司治理。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动态能力建设要求央企必须参与市场竞争，更加开放，同时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减少“错配”。这就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央企培育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事关企业经营效率和绩效。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央企的公司制改制已经全面完成，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强调专业化、国际化，并在各个层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是推进央企所属科研院所市场化改革。央企所属科研院所是我国科研院所的主力军，也是央企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当前，我国央企所属科研院所面临很多共性问题，例如，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制僵化，市场化程度较低，难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不高等。从本质上看，央企所属科研院所大多数都是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应加快推动市场化改革步伐，在改制前提下，一方面强化激励，以上市、孵化、团队激励等方式将知识生产、技术研发推向市场，提高成果转化率；另一方面突破科研人员身份转换难题，在过渡阶段可以采取双轨制。
四是稳步实施央企“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是我国央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研判央企“走出去”可能面临的共性、特性风险以及主观、客观风险。此外，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通用共性技术合作研发，广泛吸收海外创新要素为我所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