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调适，借由大量创造货币，使资本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无限积累，几乎肯定将以灾难告终。我们先来看一些此类调适，再来断定它们能否造就无止境复合增长下的资本永续再生产。

　　资本不仅涉及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还涉及资本的毁灭或贬值。在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中，随着较便宜的新机器和固定资本出现，一部分资本被毁灭了。重大危机的特点往往在于创造性破坏；商品、迄今仍具生产力的厂房和设备、货币和劳动力在这种破坏中大幅贬值。因为技术变迁，成本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较高的，新设备淘汰仍可使用的旧设备，这必然涉及某种程度的资本贬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老工业区迅速去工业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危机、战争或天灾时，资本贬值的规模可以很大。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资本损失相当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爆发金融危机的2008年，全球的净损失几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与服务产值。但尽管损失如此重大，它们也只是短暂中断复合增长而已。随着房产价值收复失地，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房价重挫的美国和英国，许多资产的价值也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们如今集中在有钱人手上，因此促进大规模的累退式财富再分配；危机发生时，若无革命性的干预措施，这种再分配往往便会发生）。资本贬值如果要真正产生作用，规模必须远大于2008年，持续时间也必须长得多（或许必须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

　　贬值情况不均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贬值代价由谁承受的地缘政治斗争均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往往与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散播有关。因此，虽然贬值作为全球复合增长问题的解药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确实与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斗争的动态有重要关系。拉丁美洲多数地区在发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虽然未必是反资本的），而这对保护该地区在2008年的全球贬值危机中免受严重冲击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被迫承受特别大的损失，这现象等同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

　　相反的，公共资产私有化、新市场的创建，以及公有资源的进一步圈占（从土地、水到知识产权），已扩大资本可自由运作的领域。供水、社会住宅、教育、医疗，甚至是战争任务私有化，碳交易市场的创立，以及遗传物质专利化，已经使资本得以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作为复合增长的出口，这些额外的市场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资本贬值，我不认为它们有足够的潜力去消化复合增长，尤其是在未来（不过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货币化时，这种扩张过程便将遇到无法超越的极限。我们目前有多接近这种极限难以断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务，世界许多地区已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圈占公有资源、生命形态进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当中一些抗争（例如，反对基因专利和意大利反对供水私营化的运动）是成功的。

　　想想最终消费和资本实现可能遇到的极限。资本适应复合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根本改变最终消费的性质、形态、类型和质量（这个过程当然受助于人口增长）。经济上的极限取决于有效总需求（约等于薪资加上资产阶级的可支配所得）。近40年来，私人和公共债务增加大大增强了需求。不过我在这里集中探讨取决于消费品周转时间的一项重要实际限制：消费品可用多久？它们用多久后必须替换？

　　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近两百年来，资本一直在动用这些手段，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但这一趋势已经加速，过去40年来明显地操控和传播大众消费习惯，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变化也相当显著。销售和广告如今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之一，而它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加快消费周期。

　　但是，许多商品（例如手机和时装）周转能多快，仍有实际限制。因此，更重要的是社会走向奇观生产和奇观消费；这种商品寿命短暂，必须实时消费。1967年，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极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9资本的代表仿佛是非常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并以书中的论点作为他们的消费主义策略的基础。奇观商品多种多样，包括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产品、电影、音乐会、展览、运动赛事和大型文化节目，当然还有旅游观光。这些活动如今主导消费主义这一领域。更有趣的是，资本动员消费者通过Youtube、facebook（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制造自己的奇观。这一切皆可实时消费，它们占用了人们大量闲暇时间。消费者生产信息，媒体挪用这些信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公众因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称之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10此处有个重要推论，触及一个我们将在别处遇到的主题：在这些领域，资本获利并不是靠在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这只是指向以下结论的数个当代迹象的其中一个：资本的前途主要掌握在食租者阶级而不是工业资本家手上。

　　消费领域的这些转变，似乎正是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议资本的运作从物质劳动大幅转移到非物质劳动时所着眼的。11他们认为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物质为媒介，如今媒介是信息、影像、消息往来，以及着力于整个族群的政治主体性的符号形式的传播和营销。这相当于资本和国家尝试参与族群的生命政治操作和新政治主体的生产。当然，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向来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商品世界。例如，郊区居民（suburbanites）是特别的一类人，其政治主体性由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塑造出来，一如遭囚禁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设想，他所称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fordism）会借由工厂劳动塑造出一种新类型的人。12当代借由从潜意识广告到直接宣传等种种手段制造“新”政治主体的活动，无疑形成了资本投资的一个巨大领域。将这种活动称为“非物质劳动”有点可惜，因为它们其实涉及大量物质劳动（支撑这类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更是极其重要），即使它们发生在网络空间和主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也是这样。奇观制造（the production of spetacles）涉及大量的物质社会劳动（例如奥运会的开幕典礼，你会发现历年来日益盛大，它们的操作方式相当符合这里的论点）。

　　这些现正流传的有关资本积累主要形式的内部革命的见解，与有关“信息社会”兴起和“基于知识”的资本体制的发展的许多当代评论类似。许多评论者似乎迫切需要证明资本近来已如何改变它的性质。假定我们正面对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诞生时的阵痛，在这种新秩序中，首要的产品不是物质，而是知识、文化和生命政治（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借此解释近来资本运作中的压力，或许可令人感到欣慰。虽然这种解释无疑有真实的地方，但认为我们可以与过去断然决裂是错误的，而假定新秩序可避开复合增长的矛盾则是错上加错。例如，奇观向来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而何曾有过一种资本形式是知识和信息优势不能产生超额利润的？此外，什么时候债务和融资会无关紧要？当前的金融化时期为什么会与以前发生过的，例如19世纪末的情况如此不同？因此，虽然奇观、影像、信息和知识的消费性质上异于物质商品（例如房屋、汽车、面包和时装）的消费，我们有必要认识这些领域的活动之所以快速扩张，根源在于我们认为有必要挣脱复合增长的实际限制，但这只是徒劳（我很快就会解释原因）。所有这些另类形式，均受制于资本力求承受其必要的永久复合增长的挣扎。

　　在我看来，货币创造因为与黄金和白银等商品挂钩而受到的限制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除，这绝非出于偶然。资本发展到那时候，指数扩张对金、银等金属实质固定的全球供给的压力，根本是资本体制无法承受的。这种限制解除后，我们便处于理论上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之前，资本的主要出路，是投资在制造、采矿、农业和城市化等领域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虽然这类活动大多是靠债务融资，当时的普遍假定是社会劳动应用在房屋、汽车和冰箱等商品的生产上，产生的价值最终可以还清相关债务，而这种假定并没有错。即使是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公共工程、城市化）的长期融资，人们也合理地假定这种建设可以提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相关债务最终可获得清偿。此外，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一切将推高人均所得。美国1960年之后30年间兴建的州际公路系统，对整体劳动生产力有巨大帮助，产生了非常丰厚的报酬。戈登认为这是资本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波创新。13

　　可称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重要圈子一直存在，这些资本投资在房贷、公共债务、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虚拟资本的流动不时失控，形成投机泡沫，而泡沫最终破灭，则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以往的例子包括19世纪著名的铁路兴衰，以及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和房地产热潮。金融业者促进这些投机活动时，经常以扭曲、创新（往往也很可疑）的方式集合、引导资本，以求获取短期利润（举个例子，对冲基金很早便已出现），即使相关的长期投资以失败告终。各种疯狂的金融诡计盛行，马克思因此指信贷系统是“所有疯狂做法之母”，并形容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家佩雷尔（emile pereire）具有“骗子和先知的迷人特质”。14这看来是描述华尔街“宇宙主人”的好方式；他们相当自负，例如，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被美国国会一委员会批评没有做好人的基本事务时，便宣称银行是在做上帝的事。

　　20世纪70年代初货币创造的解放，发生在生产活动的利润前景特别悲观的时候，当时资本开始受到指数增长轨迹上的一个转折点影响。剩余资金流向何处呢？出路之一是将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是虚拟资本非常特别的一种流通形式），因为如瑞斯顿（Walter Wriston）的名言指出：“国家不会消失，你总是知道去哪里找到它们。”但国家不会成为具有生产力的企业。结果数年后便爆发了一场人们怨声载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从1982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必须注意的是，这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将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偿还的实际债权换成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支持的债券，可以获得偿还。除了少数例外，相关放款机构决定能收回多少资金便收回多少，而不是坚持讨回全额资本。在这个案例中，债权人被迫“削发”，也就是接受他们发放出去的虚拟资本打折偿还（损失幅度通常在30%~50%）。15

　　剩余资本的另一项出路是用来购买资产（包括债权），而不是投资在生产上。资产不过是一种资本化的财产权，资产的价值是基于对它未来可获得的收入或其稀缺程度（例如黄金或毕加索的作品）的预期。投资资金流入的结果，是资产的价值普遍上升——从土地房产到天然资源（石油当然是特别重要的一项），以至城市债权和艺术品等。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本身也创造出全新的资产市场，例如货币期货、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以及许多其他金融工具；它们理论上应该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实际上却是增强了风险，使得波动的短期交易成为聪明人投机获利的渠道。在这种操作中，虚拟资本衍生出更多虚拟资本，而参与者完全不关心交易的社会价值基础。这种脱离社会价值的资本操作能盛行，恰恰是因为代表价值的货币与它理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虚拟资本的流通（这种流通对资本积累的历史向来很重要），问题在于虚拟资本流通的新渠道是一个各种相互抵消的权利的迷宫，它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评估的，要评估只能在长期债务根本无法偿还，不受监管的市场中，结合对未来的预期、信念，以及疯狂的短线押注（著名的安然破产事件便是这么一回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