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涌现出一些有关复利作用的兴奋评论。1772年，数学家普莱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册子中写了一段后来令马克思觉得有趣的话：“采用复利算法的钱，起初缓慢增加。但因为增加的速度持续加快，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稣诞生时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复利，现在它的价值等同于1.5亿个地球的黄金。但如果只是单利，则不过是变成7先令4.5个便士而已。”4我们在这里再度看到，人们对于复合增长可以产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结果感到惊奇。如今我们是否也将为复合增长可以产生的结果感到震惊呢？有趣的是，普莱斯的主要观点（与当前的一批忧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复利的力量，既有的国债可轻易偿清（一如德鲁森的案例显示）！
麦迪逊（angus maddison）煞费苦心地尝试计算几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率。很显然，他追溯到越久远的年代，相关资料就越不可靠。当中重要的一点是，1700年之前的数据越来越仰赖于利用人口估计数推算总体经济产出。不过，即使在当前年代，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原始数据，因为当中包括一些国家范围的负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飓风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些经济学家以许多测量方式会误导人为由，有力地鼓吹改变国家经济产值的计算方式。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结果，资本自1820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为2.25%。这是全球平均数。5显然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大萧条”时期）和某些地方（例如当代的日本），增长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负数，但也有一些时期（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过去20年的中国），增长率远高于长期平均数。上述平均数略低于财经媒体和其他地方普遍认为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率3%。增长率低于3%时，人们会说经济疲软；增长率跌破零则被视为经济衰退的指标，增长率长期低于零则被视为经济萧条。在“成熟经济体”，增长率显著超过5%往往被视为经济“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威胁出现。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盘”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也相当稳定，保持约3%的增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新兴市场（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金砖国家”）贡献的。2008~2012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跌至1%或更低。
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在1820年为6 940亿美元，1913年时增至2.7万亿美元，1973年时为16万亿美元，2003年时接近41万亿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1850年为3 590万亿美元，1920年增至1.7万亿美元，1940年是3万亿美元，1970年是12万亿美元，2000年是41万亿美元，2012年为45万亿美元。德隆估计的最初经济规模较小，复合增长率则较高。虽然两组数字差异颇大（证明这种估算十分困难，往往相当随意），但复合增长效应均清楚可见（虽然有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6
那么，我们就以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按照这个增长率，多数（甚至是全部）资本家可以从他们的资本上获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时，全球经济产出估计将超过96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必须替近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情况有如我们到了棋盘上的第21格，无法继续下去。这看来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长轨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不变，物质基础设施、城市化、劳动力、消费以及产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扩张，相对于未来一个世代将显得微不足道。看看最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时的地图，再对照今天的情况，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来20年间，它的规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况会是怎样？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演化是由某条数学公式决定，那将是严重的错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论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大约就在那时，普莱斯等人则在歌颂人类事物指数增长的力量）。马尔萨斯的论点与本章的议题直接相关，同时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种，人类的数目倾向于指数增长（也就是复合增长），而以当年普遍的农业生产力状况，粮食产出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久而久之，随着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报酬递减，人口增长率和粮食供给率之间的差距可能将进一步拉大。两条曲线的距离扩大，被视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资源压力日增。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粮食供给缺口扩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饥荒、贫穷、传染病、战争，以至各式各样的疾病。这是一种残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长保持在自然承载力理论上允许的限度内。马尔萨斯的反乌托邦预测落空了。有鉴于此，他后来扩充他的理论，纳入人类在人口相关行为上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制约”，例如晚婚、节制性欲，以及其他控制人口的（心照不宣的）手段。这些做法可抑制，甚至是扭转人口指数增长的倾向。7马尔萨斯另外的重大失败，是没能预料到农业的工业化发展，以及殖民扩张之下，先前不事生产的土地（尤其是美洲）投入生产粮食，使得全球粮食产出快速增加。
我们诉诸资本积累指数增长的倾向，是否有可能重蹈马尔萨斯的覆辙，假定人类社会的演化遵循某条数学公式，而非反映能适应新环境的灵活的人类行为？若果真如此，资本一直以来以及目前是否正以某些方式，去容纳必然呈指数增长的积累过程（假设是这样）与可能限制指数增长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