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和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一代又一代追梦者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是无上的荣光,是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榜样,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的这几位杰出人物,是这个功勋模范群体的代表: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作为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院士,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
隐姓埋名几十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黄旭华院士,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这些功勋模范人物的事迹,将继续激励着全国人民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记者 董瑞丰 北京报道
图为于敏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 终生报国不言悔
记者 熊金超 冯国栋 武汉报道
图为黄旭华院士。新华社发
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温和的言语……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外表看起来朴实无华。
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
“深潜”报国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眼,黄旭华的9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攻坚克难铸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终生奉献不言悔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美国曾有一艘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这场灾难悲剧被写进了人类历史。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所有的设备材料没有一个是进口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黄旭华说。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
“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嗒”的声音,惊心动魄。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在此深度,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3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
孙家栋:一辈子与卫星打交道的航天“大总师”
记者 胡喆 北京报道
孙家栋在工作中。新华社发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背后都有他主持负责的身影;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的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就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中国航天“大总师”
孙家栋,这个名字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相依。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数个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总设计师或总指挥,孙家栋则被大家尊称为“大总师”。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经常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一次发射中,卫星在转运途中不慎发生了轻微碰撞,试验队员们一下子慌了神,谁也不敢保证这会不会对发射造成影响。
接到紧急报告后,孙家栋当天就从北京赶到了西昌,一下飞机就直奔卫星试验厂房。了解清楚现场情况后,当时已经快80岁的他马上钻到了卫星底下,对着卫星的受创部位仔细研究起来。
“卫星没事儿,能用!”孙家栋的一句话,让大家悬在半空的心踏实了下来。
“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实的作风。”孙家栋总是这样告诫年轻人。
90岁的“牧星人”
4月是中国航天的重要月份。既有中国航天日,又是孙家栋的生日。
如今已经90岁的孙家栋,与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航天精神里哪一条最重要?”
“热爱。”他不假思索,“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
几十年来,正是凭着这个信念,尽管从事着充满风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挫愈勇。
20世纪70年代,孙家栋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时出现了意外。震惊过后,孙家栋带着大伙儿在天寒地冻中把大片的沙漠翻了一尺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筛出来,最终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腾空而起。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后,在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他要求再调5度,最终正确的指令使卫星化险为夷。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擅长攻关复杂难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19年1月,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启了全新的月球背面探索之旅,举国沸腾、世界瞩目。
时针拨回15年前,当国家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时,已经75岁的孙家栋毅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担。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却冒着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无疑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说,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
孙家栋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找到最经济、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近年来,孙家栋特别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党中央,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尽个人微薄之力,把我们国家的事业搞好,真正实现中国梦,富起来、强起来,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孙家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