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资本的限度》（后简称《限度》）是为了争取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容易让人理解，更加切合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那是20 世纪70 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这样的词还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欧元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还只是白日梦，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和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左翼政党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限度》成书时，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权，中国尚未开始推行令人震惊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还显得不正常，外包和资本在全球的机动性还没有开始在某些方面严重挑战民族国家调节自身事务的主权力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本家阶级所发起的攻击——它针对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福利国家和一切形式的国家调节——还处在早期，仅见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处扩散。本书的写作还远远早于“冷战”的结束、原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市场化”、对共产主义的全盘质疑和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广泛拒斥。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 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 世纪70 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20 世纪30 年代以来*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1945 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1973 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 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1975 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1975—1976 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1973 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