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没听过“社会资本”这个词，却很清楚它的价值。在她所成长和生活的苏联，没有人离得了它，而母亲更是得靠它来维持每日的生活。寡居的母亲并不富有，也不是拥有特权的人士，但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却足以维持她和家人的体面生活。我们从不曾为食物发愁，按照当时的标准，姐姐和我的穿戴也很时髦。我们去上音乐课和舞蹈课，去听交响乐，上好学校，去黑海度夏。简言之，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条件，我们所过的生活似乎过于优越了。
在乌克兰奥德赛一所公立医院做普通医生、拿着微薄工资的母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社会关系”这种流通在她和亲友网络之间的强大货币。用它换来的商品和服务，虽然不能让我们过上所谓的奢华生活，但至少还算舒适。在那个所有商店都买不到肉的年代里， 母亲仍然有办法从她一个丈夫是超市主管的同事那里搞到各种紧缺食品。我之所以被允许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也是因为她在下班时间救治过该学院的院长。她还有一位在大药厂担任负责人的朋友，能帮我们搞到西药。
我们的公寓总是挤满了来向母亲咨询、问诊、求治和开药的人。母亲并不会向他们收取费用，那太冒险了。她经历过斯大林大清洗和那些针对犹太医生莫须有的指控，所以不敢私下行医。“运气好的话， 我头一个被抓。”她总是紧张地笑着说。
那些经常来我家看病或母亲上门问诊的人，成了母亲的非货币资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食物、药品、衣服，也带来了无形的信息、服务和情感支持。母亲在1990 年移民美国不久后就去世了，她留给我的唯一的有形遗产，是她的结婚戒指、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几千个对她充满感激的朋友和她曾经救助过的患者。
我家的故事并不是特例。虽然面对的是空荡的商店、微薄的工资、惨淡的产出和破旧的基础设施，但人们似乎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中产生活。如果仅仅观察统计数据或1960—1970 年间的苏联街市，就算是经济学家也很难解释我们当时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到访过苏联的人常常很难将在国营商店中看到的货架，与人们家中那些漂亮的家具和丰盛的餐桌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些货架要么空空如也，要么堆满无用的商品。
这种反差是如何造成的？通过一个由人际关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形成的网络，人们相互交换资源并创造价值，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正式经济体系。苏联人并没有特意去建立这些网络，也没有社交营销专家像现在这样，急切地要教会他们如何最大化利用这些关系。作为唯一可以让他们生存下来的途径，这种网络只是在自然而然地进化而已。
今天在全世界，我们正目睹一种新的所谓网络或关系驱动型经济的出现，个体通过自身的力量填补了与企业、政府、教育机构等现代组织间的空白地带，从而创造了任何现存组织都无法提供的新型产品、服务或知识。计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与村镇形态类似的网络，从而使经济交易与社交互动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
这些新技术本质上是具有社交性和个人性的。它让我们根据兴趣、身份和个人难题创建起不同的社区。让我们进入由他人构成的更大的全球社区。这些技术剔除了经济交易中的匿名因素，使我们可以根据eBay 评价或Twitter 足迹来衡量陌生人的声誉。我们可以找出他们的Facebook 好友，或者观看他们上传到YouTube 的视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别人的建议中得知，谁是巴西最好的鞋匠，谁是印度最出色的程序员，或者附近最好的农场是哪家。我们不再需要依赖银行家或风投来为好的创业想法提供资金，借助众筹平台GrowVC 和Kickstarter 这样的网站，我们可以直接从陌生人那里融到资金，只要我们把项目说明发布在网络上，就有可能获得捐款、投资或贷款。
我们正在告别一个由机构产品主导的非个人性的世界，走向一个围绕社会关系和社交回报运行的新经济，我称这个过程为“社交建构”（Socialstructing）。也有人把这种新的产品模式称为社会/ 公众模式（Social/Commons-Based）或P2P 模式（Peer-to-Peer）。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不仅为全球和本土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改变着我们从金融、教育到健康的各个方面。它创造了大量新机遇，鼓励人们释放激情，创造新的商业和慈善组织，重新定义工作的本质，解决了各种各样被现有正式经济体系所忽略或引发的 问题。
实际上，社交建构不但创造了新型的全球经济，还导致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被放大了的个体借助科技和社交网络提供的集体智慧，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很多此前专属于大型机构的功能，而且往往还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甚至为零。社交建构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的同事雅克•维里（Jacques Vallée）和鲍勃•约翰森（Bob Johansen）在形容这个新世界时，称其充满着不可能，比如大的软件公司将被业余软件黑客取代，闻风而动的社会运动可以在几个星期内推翻政府。这些变化令人兴奋且无法预测，它们为个体提供了武装自我、建立新关系、获取从医疗保健到科教等资源的大量机会，进而威胁到现有机构的存在。
描述科技如何剥夺了面对面沟通和高质量社交益处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我认为，这些担心很必要，但在改变了面对面互动质量的同时，社交建构的强大力量也将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连接了起来，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机会让我们去创造、学习和分享。
（文章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社交经济》，作者：【美】玛丽娜·戈尔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