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是中央级别重要会议首次提到“跨周期”。今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如何理解跨周期调节这一提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首先，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相对应。逆周期调节是我国政策论述的常用词汇。其实质就是在繁荣时采取紧缩政策，衰退时采取扩张政策，从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单从字面看，逆周期是针对当前周期状态进行逆向操作，而跨周期则要“跨过”当前周期，或者“横跨”两个周期进行操作。显然，跨周期在时间跨度上要长于逆周期，在操作上也更具前瞻性。

    其次，逆周期调节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下经济局面。逆周期调节要求主要周期变量给出明确信号，即繁荣时出现明显通胀，衰退时出现明显失业，如此就可以放心实施反向操作。逆周期调节要求通胀和失业具有替换关系，如此在繁荣和通胀阶段不会有失业问题，紧缩不用顾忌雪上加霜，造成更严重失业；而在衰退和失业阶段也没有通胀，扩张不用担心火上浇油，导致通胀失控。逆周期调节还要求衰退相对温和，因为一旦出现深度衰退和大萧条，一方面逆周期调节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此前政策已然失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失于宽松，主要原因是通胀一直非常温和，没有给出明确紧缩信号。危机爆发后出现严重衰退，即便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空间耗尽也无力回天。

    第三，近期的宏观经济研究为跨周期调节提供了理论支撑。后危机时期，国内外宏观研究有一个共同发现，即高杠杆条件下经济周期形态会发生变化，主要周期变量的分布会出现左偏。通俗一些讲，这意味着在债务膨胀和资产价格高涨之时，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的概率下降，出现严重衰退的概率上升。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含义尚待进一步挖掘和梳理，但是现象本身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意味着在看似平静温和的经济环境中，金融风险一直在不断滋生和积累，如果不能进行及时防范和化解，一旦爆发就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第四，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和通胀的折中，转变为更广泛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折中（或者说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折中）。当存在明显的就业和通胀替换时，可以采用逆周期调节政策。然而，当通胀的波动性下降，其所包含的实体经济信息也相应下降时，就需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多考虑金融因素。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金融周期的波长也要长于经济周期。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定要未雨绸缪，采用跨周期调节，形成长效机制。

    最后，对跨周期调节的理解不能过于泛化。有观点认为逆周期调节是总量调节，跨周期调节是结构调整；还有观点认为逆周期调节关注周期波动，跨周期调节关注长期增长，意在提升长期增长潜力。但是，无论是优化结构还是提升长期增长潜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面对的老问题，其对应的政策也都有被广泛接受的术语，比如结构改革、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等。将这些原有的政策表述混同于跨周期调节，不但会削弱新提法的冲击力，也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