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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下半场重点是扩大有效投资
2020-04-07 作者: 刘海鸾 来源: 经济参考报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举办了“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网络视频会议。会议围绕国内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后所面临的经济重建与如何尽快走出危机等焦点问题展开讨论并建言献策。

  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复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当前政府投资的乘数弱、挤出效用高、边际效应低,投资效果不理想。他建议,提升政府投资“有效性”从以下三点基本思路出发,第一,要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公共服务跟着人走,投资跟着公共服务走。第二,要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第三,要从“划政府边界”转向“政府和市场、社会合作”,突破界域思维,以行为为基准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刘尚希认为,从当前来看,要从“基于物的项目+投资”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消费+投资”。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应以扩大公共消费为前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建议,考虑投资作用时,既要考虑需求的情况、投资收益,也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代价,注意平衡其中的关系。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综合考虑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短期来看,疫情的冲击下需要加大促进量的增长这方面的力度;但疫情终将过去,量这块的力度需要边走边看,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成本和代价也包括体制固化,即增加后续改革难度。比如,在实施新老基建投资时,如果短期内刺激力度过大(当然需要也必须这么做),一些原有的本需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就会更为固化。纪敏表示,短期刺激稳经济与体制改革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寓改革于政策、用改革稳增长,愿望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促改革、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同时现在不比当年存在普遍瓶颈,当前扩大投资一定要考虑需求约束,否则无法回报投资难以持续。此外,新基建是高技术投资,还要考虑技术约束甚至技术人员的约束。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围绕“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提出六点建议。一是中央明确要加快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但在能耗方面地方政府受到硬性考核限制,建议将数据中心能耗单列;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用支线机场发展严重滞后,而航空业相对于公路、铁路而言有占地少的特点,当前应加大投资力度,建议优先考虑加大民用小型支线机场建设力度;三是在稳定房地产经济的前提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抑制地方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内在冲动;四是在稳定外贸外资方面,注重发挥人民币国际化作用,比如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再融资;五是改革GDP核算方式,可在目前生产法核算基础上,并行支出法核算方式,以更有利于真实核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在稳投资方面,发挥国企和国资的带头作用,加快推进一批具有显示度的重大新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带动民间投资。此外,针对近两年谈得比较多的“进口替代”,金鹏辉认为,掌握“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不等于要搞“进口替代”战略,分工带来效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应该倡导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全球化,尽可能发展出口导向。

  上海市政府参事盛松成表示,疫情之下,投资将会在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房地产投资是不可忽略的部分。疫情对房地产及直接相关行业的冲击非常大,既体现在行业投资和销售方面,也体现在就业方面,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隐性失业情况。应当在坚持“房住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避免房企资金链断裂和大规模倒闭。盛松成不主张运用下调首付比例、下调按揭贷款利率等需求端调控政策,因为这会导致房价大幅上涨。他建议应更多运用供给端调控措施,要保持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的适当增加。从长远来看,我国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房地产供给和服务。此外,应重视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供给差别,商住楼和居民住宅的库存差别等。

  让“新基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江小涓判断,“新基建”短期规模有限,但能够带动的建设是非常可观的。从中短期看,“新基建”是促进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是重要的非常规的新增长点之一。具体而言,她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在原来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是非常难做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应用前景,并且很多前景非常有前途。从实施角度,江小涓认为,推进“新基建”政府和企业要有合理的分工,企业先行,如果企业不行,政府再做。政府方面,她建议,首先,政府所属的机构应该多提供一些行业公共产品;其次,政府应该帮助企业来拓展海外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好国际营商环境;再次,政府要为数字服务的落地提供机会。总的来说,江小涓认为,“新基建”或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是应该加快部署,其产业的发展空间前景是很大的,但是怎么部署,谁来做,还是要认真研究,不能政府企业社会盲目地一哄而上。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他预测,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任泽平表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在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新的内涵方面。任泽平建议,应区分“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后者更多地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最后,他建议,应该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有准备是机会,没有准备就是风险。

  发改委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认为,第一,投资对于对冲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短期可以形成需求,缓解个人消费和出口的大幅下降;中长期有助于形成有效供给和先进生产力;应该要加大力度。第二,在三大主要投资中,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立竿见影,而且政府能够直接掌控,说干就能干。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协调发展。虽然当前“新基建”提及较多,但在传统基建中,历史欠账还比较多,需要补短板,例如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不能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基建,还要兼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重视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研发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公共平台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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