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发起组织主办的“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网络会议”召开。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多位教授从全球宏观经济、贸易、投资、价值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国际金融市场等不同视角就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佟家栋认为，这次疫情将对全球信用体系与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还会带来一些次生影响。基于以上冲击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经济合作氛围将面临严峻挑战，政府的统筹领导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尤为重要。与冲击和挑战并存的还有机遇。佟家栋认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应展示作为崛起大国的责任感，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抓住产业结构调整、外需转向内需的宝贵机遇，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整体实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人文社科部部长、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从全球价值链（GVC）贸易占全球和中国GDP的比重、行业和国家的GVC贸易参与度、全球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的中心国角色等角度，详细分析了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和影响程度。盛斌认为，疫情可能会重现或加剧金融危机后价值链“国内化”这一中长期趋势。此外，由于受数据限制，未能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等国际生产因素，疫情对GVC的负面冲击程度可能被低估，实际影响可能更加严重。他建议，在政策上应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和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以应对和迎接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政府还应采取果断措施实施金融救助与稳定计划，并且加强国际合作，遏制由于疫情所引发的新的逆全球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蒋殿春教授认为：第一，2020年前两个月中国数字经济对外投资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降。但疫情的冲击实际上并未完全显现；第二，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中的线上产业对外投资可能率先复苏，但线下领域的恢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第三，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时间空间限制，既是信息革命浪潮下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抵抗重大疫情和冲击的护城河。这次疫情造成的各国隔离冲击了传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线上活动受到热烈追捧，凸显了数字经济的优势和广阔发展前景。未来应坚决贯彻落实“新基建”战略，大力促进5G和数据中心等数字经济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拉动投资，短期内化解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孕育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驱动力。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葛顺奇教授首先对我国供应链安全情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一方面应致力于开放合作，构筑开放的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完善供应链的安全体系，具备应对抵御风险的能力。葛顺奇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梳理，总结出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经验，并介绍了美国构建的国家安全体系与保障措施。葛顺奇强调，应从整个国家的战略高度组织构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安全保障措施。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兵教授分析了近年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的趋势数据并指出，此次疫情会加剧近年来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美国大选所衍生的贸易摩擦和地缘冲突、全球投资环境恶化、绿地投资信心不足等因素皆对全球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对中国而言，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下降趋势，但中国的表现仍可能优于全球其它国家。严兵强调，应高度重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作用，希望国家增加对境外园区的支持力度。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刘程教授认为，此次金融市场危机虽然在疫情期间加剧，但早在去年9月的美国国债回购市场极为罕见的震荡中早已显露端倪。2008年危机后，虽然美国银行业得到部分整肃和规范，但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又使金融市场逐步衍生出了两方面的新型扭曲。一方面是由廉价债务所驱动的，对股票回购与高杠杆债务投资偏好的长期刺激；另一方面则是整个市场对风险资产真实定价能力的钝化乃至丧失。刘程认为，本轮危机预计将带来三轮金融冲击：首先是由疫情触发的流动性及火线抛售危机；其次是疫情对实体经济需求、供给两侧同时抑制所导致的金融资产重新定价；最后则是由全球疫情蔓延的不同步性带来的外部经济下滑的连续冲击。

　　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戴金平教授表示，当前全球大类资产价格波动情况与年初趋势预测基本一致。受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冲击，资产价格向下波动的空间逐渐加大。她认为，现在还不能得出已经发生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结论。戴金平用“流动性危机和债务危机是跷跷板”来比喻解释二者高度的相关性。戴金平还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周期情况和债务水平进行了分析，她认为，金融周期指标与债务指标均未显示危机预警，此次的流动性危机应属于巨大自然事件冲击引起的金融大动荡，与1933年和2008年世界大危机有本质区别。她认为，全球各国央行和政府在此次抗击疫情冲击过程中反应迅速，而且全球合作和协同机制正在形成，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并不高，最终是否发生取决于疫情深化与全球分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