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农民工讨薪难”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欠薪现象整体得到遏制,但仍未被根治,原因何在?记者采访了解到,欠薪问题由多个“症结”交织而成:违法分包、层层转包、挂靠承包等不规范行为仍长期存在;农民工通过司法途径讨薪存不小难度;各部门落实治理“欠薪难”协同仍待加强……与此同时,垫资太多、工资保证金占款规模较大等造成的资金压力也成为部分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近年来,一张“农民工工资保障网”逐渐织密织牢。为了助力化解企业资金压力、农民工讨薪难,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打出组合拳,在解决企业“有钱发”的同时、也锁定“发给谁”和落实“发到手”,引导金融活水流向农民工这一最需要滋润的群体。
顽疾——多个症结交织形成
工资是农民工的保命钱、活命钱、养命钱,是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治理农民工欠薪的政策力度持续加码:2019年8月,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2020年1月7日,我国第一部为保障农民工群体权益制定的专门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公布,从分账管理、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农民工实名制、维权告示等关键环节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在政策推动下,一套完整具体的治理欠薪的制度体系正在逐步构建,欠薪现象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是问题并未被根治。高压态势,“重拳”治理,欠薪为何仍屡禁不止?
记者调研了解到,欠薪问题有其复杂性和顽固性,由项目管理不规范、司法保障不完善、部门联动不充分等多方面症结交织而成。
多名劳动监察干部反映,工程建设领域是农民工欠薪高发区,一大原因是一些建设工程项目资金不到位就开工,垫资施工,工程款迟迟难以到位。尤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情况尤为突出。部分建设施工企业实力不足又急于上项目,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将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同时,工程建设领域项目普遍存在层层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承包等违法行为,施工企业“以包代管”、放任不具备用工资格的自然人非法承揽工程的风气也一直未绝。
在云南省一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工地担任边坡防护施工班组组长的吴长军介绍,这个项目的农民工多数通过劳务派遣或给私人包工头干活,绝大多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企业有意逃避责任,导致农民工维权难。更有基层劳动监察干部表示,在工程用工高峰期,有的企业为了赶进度,通过包工头层层招用工人,导致用工链条过长,成倍增加欠薪隐患。
农民工通过司法途径讨薪,也往往面临执行难问题,一些恶意欠薪企业甚至利用法律程序消耗讨薪农民工的时间和精力,让农民工备受打击。有的农民工,所有的法律程序走完了,还是拿不到钱。
治理欠薪问题还存在部门协同问题。一些基层干部坦言,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根治欠薪”等工作,有的还成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大家都有责任,但都没有管好”的现象。
痛点——“垫不起”成企业待解难题
记者日前在调研中还了解到,部分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成为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资金压力,各地推出的设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按月发放等用意很好的制度在落实时打了折扣。
以建筑企业为例,垫资成为其面临的重要资金压力。据了解,建筑企业应收账款较多,在工资支付与工程款收取存在一定时间差,这就需要企业不得不先行垫资。多家建筑企业表示,平均垫资在工程总造价的30%以上。
广东一家建设集团工程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多数项目都是按工程进度的节点付款的。例如基础完成验收合格付总价的15%,四层或五层结构完成付至总价的30%,结构封顶付至60%……但是从30%到60%,可能要一年或者大半年才能完成,这期间的建筑材料费用和农民工工资等都需要建筑企业垫资。山西一家建筑集团负责人也对记者坦言,在中秋、春节等一些关键时点,一般都要内部筹资或者到社会上去筹资优先为农民工发工资。
建筑企业面临的另一重要资金压力则来自于工资保证金占款。为保证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当前我国多地推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该制度是对农民工工资发放的兜底保障,但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由于工资保证金数额较大、影响企业现金流,反而成为企业的重要资金负担,对按时发放工资款某种程度上形成阻力。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建筑工程产值达207586.45亿元,按最低的1.5%的比例计算,收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高达3113.8亿元。
“建筑行业利润很薄,省级施工单位利润率仅有工程总造价的1%至2%,各地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比例最低也有1.5%,意味着项目没开始就先把利润垫出去了。”山西一家建筑集团负责人介绍,其公司目前在全国缴纳的农民工保证金现金余额高达8000万元,成为企业沉重的资金负担。而且工资保证金的占款时间长,往往要项目完工后一两年才能拿回来,很多小型民营建筑企业垫不起,不得不离场。
不少建筑企业对记者表示“非常想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但是其面临的资金压力和融资难题让其“心有余而力不足”。
药方——银行“试水”让钱不再难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助力化解“讨薪难”顽疾,不少银行已经试水推出“一揽子”方案,以“资金融通”为突破口,在解决企业“有钱发”的同时、也锁定“发给谁”和落实“发到手”。
由于现金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对企业资金占用很大,因此国务院在2016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要求转变保证金缴纳方式,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建筑业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保函方式缴纳。
农民工工资保函是银行出具的担保施工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书面承诺。一旦发生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银行可立即替企业向农民工支付工资。目前,不少银行已经针对相关企业开辟专门业务通道,为其开立农民工工资保函。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企业而言,农民工工资保函满足了国家监管要求,免去了缴存和退还保证金的繁琐手续,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帮助融资难、难授信的中小民营企业,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据介绍,光大贸易金融团队已经设立“专人专岗”,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办理该业务。截至2019年末,光大银行为933户企业开立该保函金额合计8.1亿元。
广州市建设领域管理应用信息平台已纳入广州市全部住房建设在建工程项目。根据该平台数据,2019年1月至10月,八家银行通过该平台为82.49万实名登记农民工发放工资114.8亿元。
在解决“有钱发”方面,银行还积极进行业务创新。如中国建设银行尝试以供应链融资的思路来化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其自2018年10月推出“民工惠”专项融资,根据项目业主、建筑企业、劳务公司和农民工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提供供应链融资,以较低的利率水平将应付工资款提前变现为农民工工资,每个月直接发放到农民工的工资卡中。应付工资款到期后由业主或建筑企业直接支付给银行。从产品推出至2019年底,建行已投放“民工惠”专项融资款455亿元,为超过429万农民工提供了工资发放服务。
“民工惠”最早在广东试点,建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刘军表示,“民工惠”既落实了“实名制”“分账制”等国家政策要求,又有效解决了农民工工资的资金来源和及时精准到账的需求。
山西一家建筑劳务服务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劳务公司直接向社会融资成本常常会超过10%,而“民工惠”专项融资款的平均利率在5%左右。“民工惠”不仅解决了农民工工资发放难的问题,同时对劳务公司推动落实建筑用工管理实名制政策,开展治欠保支,拓展融资渠道,规范农民工用工管理都很有帮助。
“民工惠+保函”也将有望成为农民工工资保函推广的重要契机。建设银行山西分行负责人表示,采用“民工惠”产品的建筑企业,由于项目、用工数据由银行实时清晰掌握,由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款,因此出现欠薪可能性较小,银行同时提供保函服务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该负责人说,如果“民工惠+保函”的模式能够推广开来,逐步取代工资保证金,则建筑企业的资金压力将大大减小。
虽然仅凭金融机构一家之力,不可能解决农民工欠薪的全部问题,但可以让金融活水尽可能流向农民工这一最需要滋润的群体。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除了着力解决“讨薪难”,金融机构对农民工群体的服务涉及多个方面。以邮储银行为例,邮储银行江苏淮安市分行自2016年开始与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作,发行“淮安建工卡”联名卡,积极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工资代发等“一揽子”服务。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为农民工量身定制了一揽子普惠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如农民工的工资卡免结算手续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推出“龙E付”等产品丰富农民工应用场景等。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金融服务要更有温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能够让长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企业和个人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在企业和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渡过难关,从微观上看有助于其走出流动性困境,从宏观上看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只有个体金融有活力,实体经济有后劲,金融机构才能真正防范经营风险并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