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提供一些个人历史和资历证明。我出生于纽约，毕业于纽约州佩尔汉姆（Pelham）郊区的寄宿中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及其研究生院。奥托·埃克斯坦

　　奥托·埃克斯坦（1927—1984）是德国裔的美籍犹太人，1939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是经济学界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公共产品收益原则分权论”，即全国受益的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各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各地区政府自行提供；他在1963年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经济数据提供机构——“数据资源公司”，并从事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型研究；他除了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外，还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注（Otto Eckstein）点燃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并且慷慨地传授学问给我。他告诉我，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沉闷乏味的科学。霍华德·拉伊发

　　霍华德·拉伊发曾是哈佛大学的管理经济学教授，1994年退休；他是贝叶斯统计决策论方面的专家，研究博弈论、行为决策、风险分析、谈判分析等。——译者注（Howard Raiffa）教授的课程使我学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贝叶斯

　　贝叶斯（1701—1763）是英国的数学家，他在世界上首先提出概率统计的概念，研究统计推断、统计估算和决策函数等。贝叶斯决策是指，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随机事件中，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计算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译者注（Bayese）决策方法，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自那以后，它一直成为我处理几乎每项工作和知识方面挑战的重要方法。就在那一年，偶然地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

　　瓦西里·列昂节夫（1906—1999）是移居美国的俄罗斯数学家，他首先提出用“投入—产出矩阵”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5年转到纽约大学；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萨缪尔森和索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Wassily Leontief）的一声未曾预料的咆哮使我坚定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信念。列昂节夫含泪告诉我，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已被细小而不重要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能通过数学给出肯定性答案。与此同时，他说，经济学正使最有天赋的青年人丧失雄心壮志，因为他们想探索对人类更重要但不能予以精确证明的问题。几年后，当列昂节夫将近90岁时，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他，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已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他紧紧地拥抱我并欢欣鼓舞地说，“你相信了”！

　　我现在从事的是我的第三份工作。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讲授证券市场经济学课程。列昂节夫曾经建议我寻求担任非全职的讲师而不是做终身教授，同时开始我的商业生涯。后来在1975年，我完全改变了方向。在没有教课任务的日子里，我在保险业界做顾问，我很快在那个行业里取得了一些出色的资格证书。我还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个职业组合使我被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

　　迈克尔·杜卡基斯是民主党人，曾两次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他在州长任期内在该州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该地区有“东部硅谷”之称。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输给了共和党的老布什；在竞选失败后他淡出政坛，到东北大学任教。——译者注（Michael Dukakis）任命为保险业总监。州长曾允诺为这个职务找一位有保险业专长而且与这个行业纠葛不深的人。这个行业比他预期的要小，我正适合任此职。当时我看上去如此年轻，以至于在我礼节性地拜访州参议院主席时，他的助理把我说成是从高级中学来做为期一天的保险业专员的实习。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4年后，在31岁时成为一名老练的公务员，并准备回归成为学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我原本计划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工作一个学期，但运气又来了，我没去伦敦，而是去了华盛顿。

　　那时吉米·卡特（Jim Carter）是美国总统。他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职位而亲自接见我。我通过了艰难的国会听证过程，这段故事比本书长得多。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我的新职位将面临一堆棘手问题，这个预言已为力图在这个职位上把事情办好的那些人遇到的麻烦所证实。在CFTC任职对我而言教育意义大于成就感。当我回顾那几年时，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品格塑造”。

　　CFTC拥有监管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执法权，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国会半心半意的授权以及被监管的集团的强大政治诡辩使这个执法机构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所作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西部牛仔式狂野行径是应该受到约束的原则问题。

　　1979年，这些金融衍生品纷纷涌现；我不喜欢它们，因为它们缺乏对客户的保护，且杠杆率过高。监管这股浪潮并使之退却从来不是有很好结果的任务，我并不比卡努特

　　卡努特（995—1035）是从丹麦来的英国国王（1016—1035），他自1018年起也兼任丹麦国王。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向他的大臣们表示他不能控制浪潮的来临，即凡人的力量不能与神力相比。——译者注国王（King Canute）幸运。事实上，是运气更差，因为卡努特实际上试图向宫廷内的溜须拍马者们说明，他无法控制这股浪潮。我却天真地认为我能控制住，以为可以轻松地防止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危害国家。

　　我设定了很难有机会成功的不同标准。我可能是联邦监管机构历史上唯一喋喋不休地对主要政策问题发表看法的主管，但未能使任何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下属。更重要的是，我曾试图让不止一位同事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相信杠杆率过高、监管不足的衍生品交易可能引发金融海啸。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我收到了令人敬畏的保罗·沃尔克

　　保罗·沃尔克曾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采取高利率政策，压缩了通货膨胀，却引起了经济萧条，因此而被里根总统解职；接替他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取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激发了经济增长，却因金融衍生品泛滥而导致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的金融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调拨8 000亿美元救市。——译者注（Paul Volcker）的一条不带偏见的短信，是说如果我当时能使他相信杠杆效应的危险，情况会好一些；我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来我在里根政府又工作了几年，1983年初离开了CFTC。

　　离开学术界8年之后，我若不重新学习文献资料就没有资格执教经济学。政府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在谴责监管和尽可能地增加华尔街的资产方面竞相模仿竞选得胜的共和党。私营企业界展现出吸引一切的力量。我没有陷入在华盛顿工作4年之后的“旋转门综合征”

　　“旋转门综合征”是美国政界常用的谚语，指离职的政府官员在通过“旋转门”出了政府大厦后，利用其在政府的老关系谋私利。——译者注，而是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这正好符合我之前的自我认知。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我的父母曾羡慕地说，他们认识的某人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了高级执行官的职位；当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宁愿推着小车在纽约大街上卖苹果，也不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我曾被告诫，保险业不是一个容易创业的行业，而且我缺乏领导私营企业的经验，任何人都会抓住这个弱点；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