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期两天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在舆论普遍关注的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之外，习近平的另一番表述同样意义重大。他指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过去两三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去杠杆。2016年将矛头指向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2017年上半年，楼市去杠杆态度坚决，金融去杠杆如火如荼。到了下半年，去杠杆进一步聚焦和细化，专门点出国有企业去杠杆是重中之重，可谓方向感和节奏感俱佳。

　　在中国经济的旧增长模式里，政府投资和信贷超发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还是国有企业，都有着政府(隐性)担保。在加杠杆时期，它们是廉价贷款的大客户。在去杠杆时期，它们是稀缺贷款的近水楼台。

　　归根结底，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财政上是软约束，因此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出纳”。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方面能够获得各种廉价贷款和要素倾斜，另一方面又能够不顾效益持续增加产能和投资，因此既容易在市场制造“挤出效应”，也容易将自己置于高危的债务暗礁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生变，便发现自己寸步难移。

　　金融去杠杆，财政如果袖手，国企如果不动，不是半道崩殂，就是异化扭曲。金融去杠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结构中，首当其冲的肯定是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而这些企业通常活力更大。而一部分没那么有效率的企业，因为所有制优势，却仍可以占据着市场空间，消耗着信贷资源，阻碍着市场出清。如果一味在金融去杠杆，最后的效果可能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甚至南辕北辙。

　　国有企业去杠杆，技术层面是一方面，比如债转股和IPO，这自然是成本最低、皆大欢喜的去杠杆，但如果仅此而已，那么杠杆只是被隐藏起来，或者说由老百姓买单了。国有企业去杠杆还应该有治本层面，那就是我们一直念兹在兹的建立起财务制度的硬约束，而非充满弹性、“刚性兑付”的软约束。

　　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愈发依赖加杠杆，货币宽松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今年以来，货币趋紧成为共识，而且预期持续强化。路径愈来愈清晰的去杠杆，不再被视为权宜之计，不再被视为蜻蜓点水，而是被视为对过去多年经济加杠杆的总体矫正，是一次将有很大痛感的去杠杆。当然，去杠杆不是蛮干，在这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加杠杆和稳杠杆的尺度拿捏，以保证经济不失速，但中国经济去杠杆，这一次是要动真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