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是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迟福林教授主编的新著《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付梓。本书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提出以“二次开放”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新形势下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以扩大开放形成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潮的影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我国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还是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对此，本书提出新阶段我国扩大开放的战略构想——从“一次开放”走向“二次开放”。

　　未来5-1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从国内来看，新形势首先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从国际来看，全球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服务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这个背景下，迟福林教授主编的这本新著提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形成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切中时弊，为加快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找到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一直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开放中学习、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扩大开放中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由此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情况与我国经济转型大趋势，本书提出“以开放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关键在于加快开放转型”的重要判断，以开放促转型、促改革、促发展，将对经济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二次开放”中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关键在于经济转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处于转型期大国，经济转型处在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增长，还是在“二次开放”中推动经济全球化，都取决于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对此，书中提出几个重要判断：一是经济增长直接依赖于经济转型。从实际情况看，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增长，实质都是要解决转型问题；二是经济转型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从经济转型的大趋势看，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口城镇化都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三是以经济转型实现未来10年6%左右的增长。如果这样一个经济转型能够到位，我国不仅能够到2020年后若干年成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未来5-10年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如果说“一次开放”是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经济起飞的话，“二次开放”则是以经济转型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书中提出以经济转型赢得国际竞争的三点建议：一是以制造业转型升级赢得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推动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二是以消费结构升级形成全球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正能量；三是全球进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重点形成新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些建议对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实现经济转型，重点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很多拉美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仍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传统服务业发展再多，也不能解决经济转型的问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推进经济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正如书中分析“我国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还是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新格局，都需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重中之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市场开放确实牵动经济转型全局。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升级，都依赖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本书在分析服务业市场开放对经济转型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大行动建议：一是以打破垄断为重点的服务业市场开放；二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三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政策与体制变革；四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这对破解当前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针对性极强。事实上，经济转型也好，服务业市场开放也好，就是要对传统思想“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

　　结构性改革是解决经济运行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有效途径。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挑战，深层次的矛盾是原有政策体制结构与经济转型的趋势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将结构性改革聚焦于经济转型，在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上破题发力。面对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本书提出了“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深化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一是以振兴实体经济为目标的财税结构调整；二是形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大环境，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三是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破题国有企业改革，既推动国有企业自身转型，也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四是加快实现产权保护法治化，增强社会信心和稳定预期；五是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五个大的方面，既是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也为深入研究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框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