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在过去的两年里仿佛突然换挡，把这个世界带进一个重大事件的多发期：许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ISIS的兴起、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引人注目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普朗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获胜、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和震撼。

　　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笔者认为，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保护社会转变。笔者还认为，全球化在近期发生的顿挫还伴随着另一个新动向：发达国家公众长期以来对美国战后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Wilsonian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取代。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

　　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卡尔·波兰尼、杰奥瓦尼·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位学者的洞见为基础,，它包括波兰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的观点；阿瑞基关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的全球化周期（globalization cycle）是世界霸权秩序兴衰的驱动力的讨论；以及詹姆斯的观点——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的兴起则可能是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

　　本文认为，虽然上述三位学者对全球化文献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国际政治潮流背后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亟需一个新视角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即分析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各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詹姆斯所讨论的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

　　接下来，笔者将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终结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以来全球化经历过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作为解决此前多年保护社会（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带来的经济低效率的措施，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与金融的扩张。1990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曾经带来福山讨论的“历史的终结”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全球化的各种指标都呈现出加速的趋势。然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本文显示在这一阶段，被深度制度化的关于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理念严重地影响了发达国家为全球化产生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权国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进一步向国外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期待用这个贸易协定为它在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吸引盟友。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体，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计划积极地接纳大量移民。

　　上述这种种措施，让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感到极大的恐慌。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是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展开。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正是各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时循规蹈矩，无法迅速调整公共政策加强保护社会这一失败本身在触发全球化过程的逆转。

　　本文认为，虽然已经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各种迹象，最后是否逆转还要看未来的一年里发达国家的几个重要抉择，不仅包括英国成功退欧，美国大选以及意大利宪法公投的结果以及后续发展，而且也包括德国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过它们面临的银行危机，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在更为宏观的层面，2008年以来迅速膨胀的全球债务泡沫是否破灭也将对全球化的未来有决定性影响。

（文章摘自《全球化VS逆全球化》，作者：王辉耀 苗绿，出版：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