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微杜渐

　　但是，应该承认，这些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威胁。各个国家的领导者都承认风险的存在，而且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难道不是吗？非常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对许多显见的风险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很不乐观。各种高调的峰会一个接着一个，从Ｇ20（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论坛到联合国环境气候变化会议等，凡是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无一不是大肆宣扬招待各国领导人的高级酒店、奢华餐饮、配套的参观旅游和周密的安保措施等。各国领导人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在灾难来临时，也只会歇斯底里地乱喊乱叫。

　　每一年，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做一项调查，询问1 000名CEO，有政府机构的和传媒领域的，也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题的内容包括：列举他们认为的、近期极有可能发生的、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对他们的冲击有多大。2007年发表的《全球风险预测报告》第2版中，将资产价格崩盘列为潜在风险严重性的第1位，同时将它列为潜在风险可能性的第6位。截至2008年，这份风险预测报告一直将“财务风险误判”作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恰恰就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的几个月里，这份报告指出：预计的房产市场衰退、流动性资金紧缩和高居不下的油价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推高了经济崩溃的风险性。尽管这份报告以经济界的领导者们自己的评估为基础，而且在2008年1月的经济论坛年会之前被及时地发表了，但是却没能引起那些集结在瑞士的达沃斯会议的经济界领袖们的重视。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预测。

　　2013年，金融体制内的体制性失败已经在上述风险预测的名单中高居榜首了，其后是温室气体排放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受访者们把可能性和破坏性一并看成不可分割因素，列举了以下潜在威胁：贫富差距加大，无以为继的政府债务，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网络安全隐患，未加妥善管理的城市扩张，淡水供应危机，食物短缺，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日益高涨的宗教狂热。2013年，受访者们被要求给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评分，即应对经济和环境危机的能力由低到高，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5分。受访者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6个得分为35分，有4个得分为3分。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对未来风险的防范方面都表现平平。瑞士、德国和英国得分最高，美国和中国紧随其后；俄罗斯联邦和日本得分最低；印度、巴西和意大利居中。

　　其他调查报告的结果也都与此大同小异。当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埃森哲公司在2013年调访1 000名CEO的时候，其中只有32%的人认为：世界经济，在环境和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朝着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的方向发展着。另外，只有33%的CEO认为：世界经济在迎接这些挑战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5

　　儿童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每天仍然有18万名儿童死于可预防可控制的疾病。根据联合国儿童救援基金会（UNICEF）的统计，这些疾病导致儿童死亡的比例为：肺炎的死亡率是17%、腹泻的死亡率是9%、疟疾的死亡率是7%。它们是致使儿童死亡的罪魁祸首。这些儿童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疾病的致病原因，治疗和预防这些疾病的资金投入是我们负担得起的；在消除这些可怕疾病的必要性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有时候，我们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们却完全错了。关于台风海燕的最初新闻报道表明人们事先的准备非常充足，已经将一场灾难消之于无形。当台风在2013年11月袭来的时候，美联社的一篇文章中说菲律宾人对预防灾害以减少死亡的准备工作更加认真了。“政府机构的公告非常频繁，总统和其他高级别官员的警告在收音机、电视和社交网站上定期反复播放。”文章说，“总统阿基诺三世（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Ⅲ）不断地安抚民众：菲律宾已经以备战状态做好了迎接台风的准备工作，3架C-130空军货机和32架军用直升机随时待命，此外还有20艘海军舰船备用。”然而，24小时后，新闻报道出现了很大逆转：死亡人数高达1万人，撤出人数高达60万人。6很多时候，无论做多少准备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在历史上的历次台风中，因为领导者的过于自信和骄傲导致平民死亡，海燕不是唯一的一次。在新奥尔良，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2005年1月与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官员共同参阅了一份详尽的113页的灾难预防计划书。计划书以一个命名为帕姆（Pam）的模拟飓风为基础，分析了三种类型飓风的具体灾难性影响: “数以万计的死亡人数”“漂浮的棺椁”“会导致空气和水资源中出现大量有害物质”。然而，飓风卡特里娜——臆想中的飓风模型帕姆的最近一次现实演练——在同年8月登陆了。此时距离市政高官们参阅计划书、了解该如何为飓风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的那个时候，相隔不过数月。此外，市政厅还在卡特里娜飓风到来前的那一个月中召开了关于飓风准备工作的研讨会，在卡特里娜飓风到来的那个月的最初几天里推迟了飓风预防工作，并且拒绝采纳任何关于预防飓风的建议。飓风的威胁要多明显就有多明显。应对计划书也明明就摆在那里。然而，人们表现得好似飓风根本就不存在，为飓风做准备也好似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个不确定事件的微小因素——飓风何时到来和会有多大破坏性——足以让政府高官以此为由，拒绝行动。

　　我们都明白，越早着手，就越容易解决问题，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样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分的预防远胜于十分的治疗（MorbumEvitare Quam Curare Facliusest）。“预防胜于治疗”，法国人这样说：“Mieuxvaurprevenirqueguerir”;德国人这样说：“VorsorgeistbesseralsNachsorge”;在西班牙语里是“Mas vale prevenirquelamentar”;在瑞士语里是“Battrestammaibacken an i an”（堵住小溪总要比堵住大河容易得多）。

　　天啊，这些格言虽然在理论表达上堪称完美，但总是不能被付诸实践。在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那些人类劣根性里面，惯性是强大的一个，能阻止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行动模式。有多少个学生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写学期论文？又有多少个学生明明知道早点复习准备考试，会更轻松，也会更容易获得好分数，但仍然会在考试之前才开始通宵达旦地复习？你是不是一直拖着不去给汽车加油，直到过了推荐日期？（修理发动机的费用远远高于一次简单的加油。）我们知道从打印机没有油墨到重新装满油墨的这段时间里，会生出多少的麻烦和不方便，但是我们没有因此而行动起来。从打印机出现加墨提示到打印机真的没有油墨，这期间我们无视了多少警示信号？想想拖延症问题对那些公司、政府机构里工作人员产生的影响吧。如果发生在领导者的身上，后果就更严重了，因为他们的决定涉及亿万人的切身利益。

　　汉斯布林克（The Hans Brinker）故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荷兰小男孩从水坝处经过，发现了水坝上的裂缝。这个水坝的建立是为了防止河水淹没农田和村庄。如果他不知道这样轻微的漏水会最终演变成洪水的话，他就不会想到要去拯救他的村庄。呜呼哀哉，这个传奇故事最终被证明不是荷兰的，它只是一个美国作家丰富想象力的产物。不仅是水坝裂缝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水坝是巨大的土堆，不可能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裂开——而且，即便是水坝裂开，要挽救一个即将垮掉的水坝，仅凭动动手指，也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同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名言不谋而合：果断及时的行动会使事情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无论我们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灾难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已经避无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时候。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我们付出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去处理各种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如果能被早点解决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去预防阻止其他灾难性事件了。同样，我们没有钱给我们的汽车加油，因为我们的钱都用来更换发动机了——如果我们能有先见之明，早点给汽车加油的话，发动机根本就不会坏掉。这就是灰犀牛威胁论的核心矛盾：当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我们会感觉手头紧迫，无暇顾及，所以致使防范措施搁浅；当危险真正来临，损失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此刻，我们虽然有应对灾难的财力物力了，但无论我们是想减少损失，还是想事后收拾残局，其费用都会是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