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

　　今年券商半年报波动较大，变化较多，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等大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证券市场整体行情低迷的影响。未来，券商的发展模式应高度重视线上业务，利用互联网为客户提供交易、理财等各项服务，并朝着互联网金融以及分支机构业务等谋求转型升级，从而保证利润水平。

　　朱海斌：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重点是“三去”，做减法。改革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方面做减法，把经济中相对无效、过剩的部分去掉，把“肿瘤”去掉；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创新一部分，形成一些新的竞争点，即改革中的加法。短期的减法对于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而加法即新的经济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一个慢慢培育的过程。

　　潘向东：

　　虽然我国因所处人口周期、改革周期而面临经济增速换挡，但从对全球增长超过1/4的贡献率和与全球的贸易互动来看，中国已名副其实是一个大国开放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当前我国发展需要，有助于减弱美国的影响，推行更加独立的宏观政策并逐渐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导致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主动参与并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

　　冯兴元：

　　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推进需要顺势而为，更多地从提供信息和便利角度着眼。提供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孵化器、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产业升级的进行曲基本上可以自行演奏，只需要国家维护好币值稳定，保护好私人产权，开放好市场，维护契约自由，强化责任，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做到了这些，就等于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力，资源就可以朝着最优配置的方向流动。

　　陈音江：

　　尽管分享经济带来诸多利好，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往往比较困难。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分享经济作为“互联网＋创新”型经济模式，相关政策规范很难及时跟上，监管体系也需要重新构建，行业目前主要依靠市场和信任约束；二是部分平台企业过于依赖资本“跑马圈地”，忽视了企业售后服务体系的落实，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个别企业甚至趁政策不完备，浑水摸鱼，谋取不当利益，严重破坏了行业信誉和形象；三是供需双方一般是陌生个体，双方缺乏直接接触和有效约束，消费者一旦在分享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维权往往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