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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渔场和金融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牙买加的珊瑚礁繁荣茂盛,经常作为加勒比海地区的象征出现在明信片中,大量色彩明艳的海绵动物与羽毛形状的八放珊瑚混杂在一起,生长在坚硬的珊瑚基石上。这些礁石是数百种鱼类喜爱的栖息地,包括鲨鱼、笛鲷鱼、石斑鱼、狗鱼等大型食肉鱼种。这些鱼被当地渔民捕获,成为岛上居民的稳定食物来源,形成了悠久的历史。 直至20世纪70年代,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在这20年间,牙买加的人口增长了1/3,为了填饱大家的肚子,牙买加人开始使用摩托艇扩大捕鱼规模。这个时候,渔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食肉的大鱼,还包括草食小鱼,比如刺尾鱼和鹦嘴鱼。虽然珊瑚礁看上去仍然健康,但栖息于此的大部分生物都开始疯狂生长,尤其是以藻类为食的海胆;而且由于与其争抢食物的鱼迅速减少,海胆的数量开始急速增长。 1980年8月6日,艾伦飓风袭击了这个小岛和它周围的珊瑚礁。这是加勒比海历史上最强大的风暴之一,此前40年,这里从未遭遇过大型风暴。每小时超过175英里的风速掀起了40英尺高的大浪,拍打在珊瑚礁上。浅水珊瑚礁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深水的珊瑚礁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实际上,在飓风袭击后几个月,深水珊瑚礁又出现了大量增殖。在之后三年中,深水珊瑚礁的面积一直都在缓慢扩张。 海洋生物学家对此达成了共识,认为在遭受艾伦飓风的连续打击之后,牙买加珊瑚礁的情况仍然非常好。数据似乎显示,整个珊瑚礁系统保存了下来,而且深水中的珊瑚礁甚至还发生了快速增长。 而在1983年,牙买加的海域下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种未知病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致命性消灭了牙买加海域所有的长刺海胆。情况出现后短短几天内,一个观察员在报告中称:“在曾经遍布海胆的礁石中,现在哪怕游泳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只活的。”截至1984年2月,海胆彻底在其栖息地灭绝了,这是史上记载的最广泛、最严重的一次海洋生物大规模死亡事件。 此前,过度捕鱼造成了当地食草鱼类的数量缓慢下降,紧接着,海胆的消失给牙买加的珊瑚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海藻很快遍布了珊瑚礁系统的每个角落,最终覆盖了其92%的海面面积,造成了珊瑚的死亡,同时死亡的还有剩余的鱼类。数千年来为几百种生物提供栖息地的珊瑚礁,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空旷的废礁,除了海藻之外一无所有。 在一个健康的珊瑚礁系统中,如果一种新病菌摧毁了一个物种(比如海胆),可能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珊瑚礁的基本功能——比如控制海藻的数量——能够由多种物种来共同承担。但在脆弱性极高的牙买加,整个生态系统从持续繁荣变得完全依靠某个单一物种完成该任务。海胆的消失,本来只是个温和的诱因,但却造成了珊瑚礁系统在一夜之间崩溃。 不过,假如你在1982年询问一个海洋科学家关于这些珊瑚礁的情况,你肯定会得到一个良好的评估:从遭受飓风打击到人类大量捕捞,这些珊瑚礁在巨大的外力干扰面前表现出了强健的特质。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缓慢丧失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加重隐藏的脆弱性。 虽然我们在事后洞悉了其中奥妙,但请想想当时管理这样复杂的系统所带来的挑战。各种各样影响着珊瑚礁健康的因素(鱼类、海胆、海藻和人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时还尚未完全被人们理解,同时也是非线性的——一个小变化可导致巨大的后果,反之亦然。在这些因素之间,某些相关性当时还是模糊不清的:在海胆灭绝之前,人们很难说草食鱼类的灭绝会导致什么重大后果,又或根本没关系。不仅如此,近期经历表明珊瑚礁系统能够承受飓风这样规模的冲击,而即便是一个健康的珊瑚礁,也会表现出高度不同的特征。鱼类资源存量时而增长,时而下降——你怎么才能区别到底是正常差异,还是崩溃的前兆呢? 每当我们尝试管理一个各部分存在高度依存关系的复杂系统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不论我们是处理鱼类资源还是金融股票,要增强系统整体的恢复力,我们首先需要一种衡量工具,用以对系统整体健康加以考察,而不仅仅只考虑各个部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食用海产品的话,这是必须的。 20世纪50年代,在牙买加珊瑚礁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州的沙丁鱼产业也遭遇了一次大崩溃。在此之前,当地繁荣的捕鱼业曾为约翰·斯坦贝格的小说《罐头厂街》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州水域共捕捞了79万吨沙丁鱼用作商业用途;而到了1953年,捕捞量大幅下滑到还不足1.5万吨,降幅达98%。 为解释这种现象,出现了各执一词的两种假设:一种为基于传统的过度捕捞,另一种则归因于注入加州海域的拉尼娜寒流。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数学家、理论生态学家乔治·杉原在对50多年的沙丁鱼幼体数据加以审视后,证明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沙丁鱼数量的急剧减少并非由于捕捞了太多的小鱼,相反,是因为捕捞的大鱼过量。杉原发现,加州工业化捕鱼行为在捕捞成年沙丁鱼方面效率非常高,以至于显著改变了整个鱼群的年龄结构。在1949年和1950年,由于成年沙丁鱼的缺失,大量幼鱼无法繁衍,再加上自然界的额外压力,整个鱼群转向了崩溃。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哪怕遭遇到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沙丁鱼种群还是有机会自行恢复的。你要是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打击在生态系统中时有发生。可惜,当年的渔业管理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基本不考虑这种灾难的发生。20世纪大部分时候,许多国家的渔业管理部门唯一的依据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数,即从长远来看,为了能够可持续地捕捞某一种水产品,当前最多能捕捞的数量。直到今天,许多国家都还在沿用这种模型。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线性系统,而且系统非常稳定,那么使用这类模型是能够起到预测效果的。根据这个模型,加州渔业管理部门当时只考虑了沙丁鱼种群,错误地以为其他变量是不会改变的。结果当沙丁鱼数量减少的时候,他们没有对加州的商业捕捞产业进行任何调整。恰恰相反,因为每次捕捞的数量越来越少,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加州的渔民们反而增加了捕捞次数。渐渐地,整个生态系统越过了自我恢复的临界点。整个渔业系统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系统的汽车。 其实,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抛弃最大可持续捕捞数这一模型,而且它也不仅仅适用于沙丁鱼。现在,全球渔业水产品中的63%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有可能面临灭绝,而29%的水产品更是濒临灭绝的边缘。也就是说,这些水产品的产量跟它们历史上最丰产的年份相比,下降了90%。这比上面提到的沙丁鱼群好不了多少。2006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鲍里斯·沃尔姆率领的国际研究团队通过计算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地球上所有商业捕捞的鱼类会在2048年灭绝,也就是说,海洋里的鱼将被人们捕捞殆尽。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灾难,杉原和其他人一起设计出了一套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模型(EBFM),跟最大可持续捕捞数模型相比,这套系统更加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科学家们意识到,想要对生态系统建模和预计是非常困难的,整个系统的临界点也是时常变动的。就像刚才说到的沙丁鱼群,一旦超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种群的崩溃或重组。为了克服这种挑战,新的模型旨在提高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度,以此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管理目标。不论是哪个层级,不管是一片小池塘还是整片海域,都以此为目标。 对于监控一片正在作业的渔场,两套系统的思路完全不同。在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模型之下,渔业部门只要搜集分析捕捞的那种水产品就可以,不需要进行其他工作。而基于生态系统的模型则要求渔业部门分析所有水产品,哪怕某些水产品现在并不是捕捞的主要对象。在这个新模型下,渔业部门还需要搜集、综合及分析其他一些因素,称为生态系统指标。例如沿岸上升流,就是将那些富含养分的冷水带到近岸水面的相关洋流和风向,为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而这些浮游生物又是海洋生态链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模型在对海洋里的环境进行监控的同时,甚至能够追踪检测陆地上的社会趋势,真正将社会图景与生态图景完美结合。 这种全景式的渔业管理模式是建立在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之上的。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原来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模型的前提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稳定状态,想要转变管理模式,全世界没有多少渔业管理部门拥有足够的人才、经验、资源和技术来支持这种转型。 杉原解释说:“人们经常将世界看成是由一个个零件组成的,可以将它们分开单独研究,一次只研究一项,以为把每个零件的研究加总起来,似乎就是整体的研究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研究人员发明了一大堆分析方法,总结出大量数据,这对于某件人工制造的小玩意儿来说似乎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在研究复杂非线性系统的时候,却还在坚持使用这些线性工具和模型。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我们明知钥匙丢在暗处,却去路灯下找钥匙,仅仅是因为路灯底下比较亮。” 为了帮助渔场改变捕鱼模式,生态学家现在开始动脑筋,看怎么样才能够让新模型更加容易执行。他们从金融界借鉴了一个关键概念:投资组合模型。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种就像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一系列金融资产,渔场管理者必须要控制自己渔场中的各种水产品,他们要决定怎样控制水生资源的风险和回报,这跟基金经理管理投资组合并没有什么区别。根据投资组合模型原理,某一种水产品应该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评价,看看该物种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有哪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而不应该把它拎出来单独分析。这就像在投资组合中,某一种股票的表现会影响整个分散的投资组合的表现。在这两个例子里,单独一种金融资产和物种的内在价值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整个大背景。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管理各种相互之间影响的物种,其实将这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简化了,要知道这个系统内部是非线性的,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各个物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总数。用投资组合的办法能够更加容易地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环境指标的起伏,或者是捕鱼技术的进步,有时候这些因素会对整个系统带来潜在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有时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更妙的是,这个全盘考虑各个物种的投资组合模型可以根据当地生态系统的不断改变而不断校准,这就像是理财师会根据用户的不同情况安排不同的投资方案:给一个年轻的愿意承担风险的进取型投资者提供的理财方案,肯定跟一个厌恶风险的退休老人的理财方案不同。 采用投资组合模式还有其他优点。在金融市场里,投资者如果在一系列资产中投资,其回报率可能会降低,但是会比较稳健。如果一个投资组合配置得比较好的话,有可能采用多种投资和对冲策略,不论熊市牛市都能使回报曲线比较平滑:在大牛市里,如果在投资组合里配置大宗商品和高成长股票可能会影响投资回报,收益可能不足以购买一辆法拉利跑车,但是在大萧条的时候,这种配置能够确保你不会输掉全部身家,不会以贫民窟作为最终归宿。同样管理渔场时,在你的“投资组合”里保持各个物种之间的平衡能够确保渔场管理者降低年均捕捞量的波动,增加整个渔场资源的稳定性。这对于鱼群和渔民来说都是双赢的。生态经济学家马丁·史密斯和道格拉斯·利普顿在一项对切萨皮克湾渔场的调查中发现,运用这种投资组合驱动的渔场管理模式,在从1962年到2003年的40年间,当地渔场管理者提高了渔场的投资回报,同时降低了年均渔业产量的波动——这是真正的双赢。 不论是金融投资还是渔业管理,这种投资组合的管理模式让我们能够从容选择:如果我们想要某个程度的回报,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组合模型,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期待的回报;反过来,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某种较高的风险,也可以找到对应的组合模型,使我们的回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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