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6日发布《中国人体异种器官移植临床试验专家共识》，明确对于异种器官移植，应本着“鼓励研究、审慎发展”的态度，科学评价研究进展、清醒认知相关风险。此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原则和治理要求、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等方面内容，也为异种器官移植、基因编辑等科技伦理治理明确了界限。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3月初发布消息称，在该中心接受猪心脏移植的57岁患者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在术后两个月死亡。

　　对此，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异种移植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探索意义，但从动物实验跨越到临床成功，路途还非常遥远。现阶段，异种移植面临科技水平、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等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存在跨物种感染导致灾难性后果等重大安全隐患，因而需要在世卫组织（WHO）制定的伦理框架下，严谨审慎确定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谨防其沦为学术或资本炒作的噱头。

　　“猪心猪肾异种移植”趋热源于供体严重短缺

2022年1月7日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团队正在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图片来源：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官网）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贝内特于1月7日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经基因改造猪心脏的移植手术，是全球首例将猪来源心脏移植到人类受体的手术。术中使用的猪，被“敲除”了三个会引起人类排异反应的基因，以及一个预防植入人体的猪心脏组织过度成长的基因。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称，在术后几周，贝内特体内的移植心脏运转良好，未出现排异反应迹象。他与家人一起生活，接受了帮助恢复体力的物理治疗。该中心教授、心脏异种移植项目主任穆罕默德·毛希丁表示，研究人员通过贝内特的手术获得了宝贵信息，并计划在未来继续进行相关临床试验。遗憾的是，移植术后约两个月，贝内特不幸死亡，但死因迄今尚未公布。

　　“从公开信息看出，受者贝内特患有终末期心脏病，已失去接受常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资格。”国际异种移植协会（IXA）常委、四川省医科院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邓绍平认为，尽管患者术后两个月去世，但此次手术仍具有一定意义，为异种移植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数据。

　　其实，在猪心移植前，研究人员已开展猪肾移植手术。“美国纽约大学2021年相继完成2例将基因编辑猪肾‘移植’给脑死亡患者的手术，术后无超急性排异反应，并正常‘工作’。”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移植研究所教授陈忠华介绍，今年1月20日，美国器官移植杂志（AJT）发表首例肾异种移植手术论文称，患者在术后24小时内开始产生尿液。“这两例猪肾移植的受体都是脑死亡患者而非等待移植的病人，两次实验并未完全将猪肾植入人体，而是采用医学上常用的‘载体灌流技术’，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床试验。”

　　异种移植趋热，凸显供体严重短缺、器官移植费用高昂等全球性问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仅次于美国。中美两个移植大国年均新增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分别约为30万和12万，但分别仅有不到2万和4万可获器官移植，巨大的供需缺口使数十万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供体中离世。

　　“猪心、猪肾等器官大小与人相似，有可能发挥类似的功能替代作用，且猪是经济型可量产动物，是理想的器官供体来源。”曾成功将基因修饰猪的肝、心、肾在藏酋猴身上移植并使受体存活26天的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窦科峰表示，若将基因编辑过的通用型无菌动物器官成功移植给人类，异种移植或将成为平衡人体器官移植供需的一道曙光。

　　有不少专家对此存疑。“异种移植的心脏功能兼容性问题尚需观察和解决。”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薛武军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猪心能否完全发挥人心功能，包括激素分泌、代谢平衡等。此外，动物与人的凝血系统分子有差异，部分供体因子无法调节人体凝血，血小板功能也受到影响。移植手术后，凝血障碍或导致心脏血管血栓形成，引发心脏缺血与损伤。

　　“实际上，包括狒狒心脏移植在内的异种移植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人尝试，但效果始终不理想，因为排异反应太严重。”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洪涛说，“猪肾、猪心手术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手术把猪的排异基因提前敲除屏蔽，希望能降低人体对猪器官的排斥反应。”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多个团队正在从事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猪的生产能力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有约20家医疗机构或生物科技公司在开展猪-猴模型的异种移植实验，作为器官供体，基因编辑猪培育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吸引大量资本涌入。

　　三大致命风险：“免疫排斥”“跨物种生物安全”“社会伦理”

2021年10月20日，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外科医疗团队正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图片来源：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官网）

　　“作为医学实验探索，异种移植研究有其必要性。”但黄洁夫等受访专家表示，“免疫排斥”“跨物种生物安全”“伦理风险”等是现阶段异种移植面临的重大隐患和主要障碍。“从实验到真正意义的临床，异种移植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风险一：免疫排斥难以完全避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周江桥告诉记者，器官移植工程非常复杂，虽公开资料显示猪心、猪肾移植案例未有排斥反应迹象，但由于该案例未发表正式文章、未经同行评议，且猪器官在人类受体的时间相对较短，仍存在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和病毒感染的风险。现在同种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障碍都未完全解决，更不用说异种移植了。

　　黄洁夫介绍，异种移植后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内都有可能发生迟发性排斥反应，目前对这些类型的排斥免疫机制还是未知。此外，基因改造工程并非只是敲掉靶点基因就代表能抗排斥了，还需要配合一定的免疫抑制方案，确保异种移植成功。

　　风险二：跨物种移植生物安全风险存重大隐患。“异种移植还要面对跨物种的病毒感染风险，若盲目开展异种移植临床试验，可能会造成动物身上的未知病毒与病原微生物在人类传播的灾难性后果。”黄洁夫担忧道。

　　周江桥认为，目前有一些外部的物理洁净手段但无法改变猪的内源性潜在致病基因。“目前已知猪体内带有‘人→非人’动物互传的微生物有18种。其中，最难消灭的是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

　　风险三：伦理风险不容忽视。陈忠华认为，异种移植的手术方案几年前就已提出，之所以近两年才得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伦理审查以及知情同意前提下的标准试验的寻找和征集。

　　外国专家坦言，猪心移植受者能用到这项实验性疗法，依据的是FDA的“同情使用”条款，即当患者面临严重或危及生命的医疗状况，且仅有实验性疗法这一种选择的时候，就适用这项条款。贝内特是在新年前夕拿到FDA的特别许可，才有机会接受移植。“FDA审查流程相当严格，异种器官移植在美国从未被正式批准。”邓绍平说。

　　黄洁夫强调，在移植医学中更需加强伦理学规范，尊重生命与人格尊严。他说：“从心脏移植临床经验可以确定心脏绝非一个简单生物泵的作用，传统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主神志，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存在‘心脑’反射中心。受体接受手术后不同程度地受供体影响。若开展异种心脏移植，势必带来表观遗传学甚至受体性情的改变，严重影响人类尊严和人格意义上的同一性。”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些年来，为探索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的“瓶颈”问题，异种移植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但异种移植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涉及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问题，会对社会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本着“鼓励研究、审慎发展”的态度，科学评价研究进展、清醒认知相关风险。

　　谨防资本过度炒作　继续鼓励器官志愿捐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实施多基因编辑猪-恒河猴异种肝、心、肾器官移植。2020年6月29日，医护人员在病房内查看移植肝受体猴的体征。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受访专家认为，对异种移植研究要有清醒认识，谨防资本过度炒作，切忌盲目“跟风”。

　　黄洁夫、薛武军等表示，现阶段推进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是解决供体短缺和器官移植事业改革的现实途径。相信未来异种移植技术的进步将为器官移植供体短缺找到解决方案，但目前还不是人类务实解决高质量移植医疗服务的方向。当下，部分海内外媒体热炒所谓“异种移植实现重大突破”，实际上并无重大技术创新与进步，在可预期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临床应用的方法。决不能用这种科技追求幻想减少现在推进器官捐献的努力。

　　当前，我国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

　　“异种移植举世关注。虽然世卫组织联合国际异种器官移植协会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在长沙制定和更新了国际异种移植临床规范，但我国相应技术准备、伦理审查及政策法规建设尚未完善。”赵洪涛表示。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霍枫表示，“截至目前，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发行的《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指导意见（2018建议版）》外，我国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也缺乏伦理审查小组。人体同种移植的条例都尚未完善健全。异种移植决不能盲目推进。”

　　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委员会副主任翟晓梅建议，相关部门需建立科技伦理审查监管机制，引导相关临床试验及其操作程序合规开展，使本身就复杂的器官移植工作走在正确的医学技术发展轨道上。对于异种移植研究，黄洁夫表示，要结合我国国情，有定力、不盲从、敢创新，鼓励社会企业参与研究发展但切忌被资本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