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健康公平性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梁嘉琳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健康已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中之重,对健康也有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期待,实现健康公平性将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一环。
梁嘉琳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立,提高了农村等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水平,各地区人均健康GDP有缩小趋势。但整体来看,部分重特大疾病,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较大生存压力。
梁嘉琳表示,福利、富裕的意义是多重的,它取决于生命的长度,还取决于生命的质量。“因此,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梁嘉琳说。
梁嘉琳表示,健康公平性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是相对公平方面,包括分级诊疗、医保多层次保障、医药多质量层次供给。二是结果公平方面,包括全民健康覆盖医疗保障,全球新药可及。三是均衡方面,包括基本服务全民覆盖,增量服务量力而行,审时度势动态均衡。
梁嘉琳建议,建立医保跨省调剂金制度,缩小区域间医保总额的差距。此外,公共政策方面,做到限高、扩中、提低。
他解释说,“限高”就是清理过度福利,例如发达地区超保障层次、超医保目录、超支付范围、超报销比例。“扩中”就是基本医保、各级财政、公益慈善分别建立多层次保障,例如建立罕见病专项保障基金、恶性肿瘤保障基金等。对生育保险扩容,建立新生儿健康保障专项基金。同时,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衔接,促使商业保险起到更好的补充作用。例如,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惠民保等。而对于“提低”,就是保障弱势群体,虽然全面建成小康,解决了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但实际上动态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应如何从保障基金结余,基金责任封顶制,转向解决因病治贫的个人责任封顶制;加大无死角保障,例如特医食品、居家护理服务(如:长护险)、心理咨询服务;特殊疾病(如:新冠肺炎)、特殊人群(如:低保人群)的医药费豁免等。
但梁嘉琳同时指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健康公平性,和共同富裕一致,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杀富济贫”,更不会一蹴而就。包括知识普及、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权力赋予、责任共担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