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健康公平性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梁嘉琳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健康已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中之重，对健康也有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期待，实现健康公平性将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一环。

　　梁嘉琳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立，提高了农村等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水平，各地区人均健康GDP有缩小趋势。但整体来看，部分重特大疾病，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较大生存压力。

　　梁嘉琳表示，福利、富裕的意义是多重的，它取决于生命的长度，还取决于生命的质量。“因此，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梁嘉琳说。

　　梁嘉琳表示，健康公平性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是相对公平方面，包括分级诊疗、医保多层次保障、医药多质量层次供给。二是结果公平方面，包括全民健康覆盖医疗保障，全球新药可及。三是均衡方面，包括基本服务全民覆盖，增量服务量力而行，审时度势动态均衡。

　　梁嘉琳建议，建立医保跨省调剂金制度，缩小区域间医保总额的差距。此外，公共政策方面，做到限高、扩中、提低。

　　他解释说，“限高”就是清理过度福利，例如发达地区超保障层次、超医保目录、超支付范围、超报销比例。“扩中”就是基本医保、各级财政、公益慈善分别建立多层次保障，例如建立罕见病专项保障基金、恶性肿瘤保障基金等。对生育保险扩容，建立新生儿健康保障专项基金。同时，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衔接，促使商业保险起到更好的补充作用。例如，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惠民保等。而对于“提低”，就是保障弱势群体，虽然全面建成小康，解决了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但实际上动态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应如何从保障基金结余，基金责任封顶制，转向解决因病治贫的个人责任封顶制；加大无死角保障，例如特医食品、居家护理服务（如：长护险）、心理咨询服务；特殊疾病（如：新冠肺炎）、特殊人群（如：低保人群）的医药费豁免等。

　　但梁嘉琳同时指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健康公平性，和共同富裕一致，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杀富济贫”，更不会一蹴而就。包括知识普及、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权力赋予、责任共担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