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到一个关键词：污染防治攻坚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明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尽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艰难的改革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将污染防治提到“攻坚战”的高度并要求坚决打好?
李佐军：之所以将污染防治作为未来三年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因为：一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有物质文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有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如果在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雾霾等还很严重，那么老百姓可能不认可自己已进入小康社会。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所以必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需要。“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较2010年降低15%，碳排放降低18%，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劣V类水占比小于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降低15%，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降低10%，地级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超过80%等。这些任务都较艰巨，需要通过攻坚战来完成。
刘治彦：环境污染排放是与传统工业化密切相关的，许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主要来自工业。自2011年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许多污染物排放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给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尽管自21世纪以来，我国在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巨大，目前每年投入已占GDP的1.5%，一些易于采取的措施基本到位。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显著，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正以年均4%左右的速度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但目前“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尚未根本扭转，“重末端治理，轻源头控制和清洁生产”的问题仍未解决。
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出现了新矛盾。从发展过程特征来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经历贫困、温饱、小康和富裕等发展阶段。到2035年之前，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向中高收入的富裕社会阶段，身心健康成为人们的主要需求，并将带动高品质物质需求、健康需求、环境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需求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新需求。由于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导领域。蓝天、碧水、净土作为生产优质生态产品的基础环境条件，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这场攻坚战必须打好。
程瑜：将污染防治提到“攻坚战”的高度并要求坚决打好，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经济高速增长铸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矛盾和问题是，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公布的空气污染数据显示，中国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占4个。中国的海洋环境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退化最严重的海域之一。由环境保护部等13个部门共同编制的《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4.9%;25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高达75.1%。在6124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10.1%、25.4%、4.4%、45.4%和14.7%。其中，较差级和极差级占比高达60%。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现象仍较普遍，距“根本扭转”的目标道阻且长。如此严峻且复杂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更满足不了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为了保发展、保健康、保幸福。
李志青：污染防治工作进入“深水区”，难度和挑战越来越大，要进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改善环境质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与成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越深入，传统体制的反弹力就越强，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抗拒越大，体现在污染防治上，利益再分配效应越来越明显;环境保护倒逼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保护环境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由此，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推进改革和环保工作会相对容易，而经济本身有固定的发展周期，错过经济向好的时间窗口，各种矛盾会接踵而至，打破环境保护的节奏。为此，必须要时不我待，尽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艰难的改革部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时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面临哪些挑战?
李佐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并非易事，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许多重化工业还将继续发展，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压力较大。同时，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推进还有十多年，也需要大量消耗资源，增加环境污染。第二，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带来的挑战。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气、缺油”的国家，是全球主要的煤炭生产国，在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约占90%左右，其中煤炭约占65%以上，电力生产三分之二以上依靠燃煤发电。而煤炭恰恰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三，国际分工格局带来的挑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处于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消耗资源比较多，环境破坏比较重。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随加工制造业不断向国内转移而加重。第四，发展模式转变难带来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具有“锁定效应”。发展模式之所以难改，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难。第五，人口多带来的挑战。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个人都是碳排放源，每个人都要消耗资源，每个人都要影响环境。
刘治彦：根据预测，我国需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人口总量和能源消耗也将达到峰值，因而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压力仍然较大。从大气污染治理来看，在能源结构尚未实现较大改善的情况下，化石能源消耗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仍将威胁大气安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生产和普及使用也将经历十年左右的时间，因而城市大气质量全面好转难度较大。从水体污染治理来看，城市雨污分流尚未完全到位，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才刚刚开始，城市污水处理和循环利用仍未妥善解决。广大乡村由于分散居住，污水集中处理难度较大。更为严峻的是，化肥农业形成的面状水质污染需要系统治理，任务十分艰巨。与此关联，我国农村土壤污染也较为严重，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同时，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仍然较为艰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耕地等生态系统亟待修复和休养生息。可以看出，我国环境状况的整体改善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污染物治理，因此这是一场“攻坚战”。
李志青：节能减排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主要的两大挑战，如果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系统性要求，要求经济与环保并肩作战，从源头到末端全流程控制污染物排放，为此，中央密集出台了各种改革措施。
程瑜：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以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我国环境治理进程进一步加快。尤其是《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发布实施以来，环境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要看到，我国环境问题呈复合型、压缩型，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问题累积叠加。相比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解决更为复杂的环境问题，环境压力比其他国家更大，解决起来比其他国家更困难，总结起来，有以下几大挑战：一是产业、能源等结构调整优化任务艰巨;二是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复杂性凸显;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环境压力大;四是统筹协调环境保护的难度大，在国家层面的53项主要生态环保职能中，40%在环保部门，60%分散在其他9个部门;五是国际国内环境问题协同治理的挑战加大。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环境问题已超越了传统范畴，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不断相互渗透，环境利益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既要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环境履约，跨界大气、水体污染问题，又要应对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城市大气灰霾、重金属污染、水体污染、水质安全等问题，协同治理、统筹解决的挑战正在加大。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绿色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八项重点工作之一。深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做好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以及深度融合。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李佐军：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比如发展环保产业可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增加环保投资可拉动经济增长;好的环境可通过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环保可通过保护或维护资源的价值促进经济增长;环保可以通过保障人的健康生命进而增加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环保可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等。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比如环保限制了经济发展的空间;环保需要巨大的投入，有机会成本;环保需要对污染行为进行罚款，会减少企业利润;环保需要绿色消费，会限制部分消费等。
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好二者相互促进的一面，协调处理好二者相互矛盾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尤其是加快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碳交易制度等，以建立起二者相互促进的机制。
刘治彦：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必须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以及深度融合，重点是建立绿色发展现代智慧经济体系。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金融支持，构建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和智慧产业，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李志青：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通过改变资源环境与经济要素之间的配比关系，进而改变经济发展的禀赋和路径;有必要引入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手段，通过市场经济为主的方式，提高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效益”，更加高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质量;全社会要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到来做好承担更高环保成本和代价的心理和实际准备。
程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作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也需要做好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与深度融合。二者同频共振，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须综合决策。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改变以牺牲长远利益换来短期效益的政绩观。
二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须协同推进。把“五位一体”总体战略部署做实，实现经济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同步、资源环境联动，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三是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须坚决落实。打破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环境综合管理机制。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依法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问题。
多方合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国经济时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从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李佐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首先，持续实施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行动。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其次，建立健全促进污染防治的体制和制度。尽快设立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
再次，尽快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调动各个主体推进污染防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各个主体的协作，形成全社会污染防治的合力。
最后，认真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按照“十三五”规划设定的目标进行绩效评价和考核，并落实奖惩。同时，进一步做好环保督察，特别是其中的污染防治督察。
刘治彦：一是加强中央统一组织领导，强化环境污染治理监管职责，将污染防治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二是实施污染防治重大工程。“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加快实施蓝天碧水绿地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以廉价清洁能源使用和清洁生产消费为着力点，推进污染综合防治，坚决取缔污染排放超标的小钢铁厂、小化工厂、小炉窑、小锅炉、小电厂、小汽车等，遏制和逐步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总量，减少资源消耗总量和加大资源循环利用力度。三是加大治理投入。组织大型环境治理专业化企业，动员社会力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投入污染防治。
李志青：一是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坚定不移转变能源结构;三是通过绿色金融等经济金融手段推进企业的环境治理;四是鼓励个体、社会组织等社会性力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治理过程中。
程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一是筑牢正确的绿色政绩观。建立科学的、完整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坚决执行环境保护工作一票否决制，实行环境问题终生责任追究制。二是继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三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协调统一，主要取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产业布局和结构是否合理。因此，要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四是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五是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各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