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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禀赋到生产性资产

新结构经济学假定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都涉及产业升级(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相应的“硬件”(有形的)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改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企业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存在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升级与改善都需要协调。因此，除了确保有效的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应当积极地促进结构转型、多元化和产业升级(Lin，2012b,pp.14—15)。
　　投资于适当的基础设施与工业资产将会增加土地的价值(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基于土地的融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来帮助负担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费用。这些方案已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和这些特区周边的基础设施试点中得到了探索(Wang,2011a)。
　　因此，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是：
　　其他条件一样，相比一块没有基础设施的土地，一块有适度基础设施水平的土地价值更高。所以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作为担保品来获得基础设施发展贷款。
　　这个命题得到了实证证据的证实，即基础设施使得穷人受益，因为它增加了土地或者人力资本的价值，并减少了不平等。而由于基础设施通常是因部门而定的，“适度的”基础设施水平必须是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并且与该国现有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因此，应当依赖于市场机制来获得正确的相对价格并确定哪一种基础设施是可以用来缓解瓶颈的。此外，政府必须发挥以下职能：提供信息，甄别比较优势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特区以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并促进私人部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扩张。
　　经济特区的作用是公认的，并且已被新兴市场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特别是经济特区，能够为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区域提供一系列实用的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有限资金或预算的效率，促进集群发展或某些产业的集聚，推动城市发展和服务集聚。经济特区已被证明有助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收入。
　　因而我们的第二个命题将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和经济特区相联系：
　　变革性基础设施(transformative infrastructure)有助于将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与其当前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相联系，并将它们转化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它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换句话说，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和房地产开发相结合能够有助于二者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这种方式具有潜在的高回报率。
　　基于以上两个命题，任何低收入国家在长期都有能力来负担其基础设施费用，只要它发展一种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战略。世界银行及其他开发银行应当尽力去帮助将“这些国家所拥有的”转化为“这些国家有潜力做好的”(见图5.1)。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2011c)中的世界银行数据。
　　注：无形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
　　图5.1将自然禀赋转化为生产性资产
　　长期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按照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及那些产业所需的特定基础设施)，它在生产中将会具有世界最低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变得最具竞争力，能够产生最多的利润(剩余)，拥有最大量的储蓄，实现最快的禀赋结构升级。这将为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奠定基础，从而转向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潜在地使得基础设施融资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
　　我们对一些估算的基础设施回报率进行了比较。相比较而言，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风险较高，收益率也相对较高，平均中值为10%，最低可能是负值，最高可达100%(Bai et al.，2006; Canning and Bennathan，2000; 和世界银行的估计)。最近的证据表明，私人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比私人权益基金具有更高的回报率(Preqin Global Infrastructure Report，2015)。然而，近三年美国10年期债券的基准收益率仅为2%或更低。 在当前的低收益率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机构和养老基金在追求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它们更可能会投资于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加入“一带一路”项目，或者加入由Lin and Wang(2013)提出的“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lob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und)。 凭借适当的安排，可以引导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过剩的产能与储蓄，以某种渠道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区及其他释放瓶颈的基础设施当中。这种投资对两组国家而言是双赢的，因为它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收益、增长并减少了贫困，同时也为投资者带来了良好的回报(见图5.2)。
　　资料来源：作者。
　　图5.2投资于变革性基础设施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并用其帮助其他国家
　　发展是一个学习、选择性适应和创新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已在建筑业方面发展出了比较优势，这归因于它从援助者(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资助的项目中学习从国内建设工程中积累的经验，这些工程包括水力发电(见专栏5.1)及后来的运输，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见专栏5.2)。
　　专栏5.1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水力发电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而水力发电则是其主导的清洁能源来源之一。国内配置了超过2815亿瓦的水力发电设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生产国，尽管整个国家的电力只有6%来自水电。政府已经表示其意向：截至2015年，将增加水电容量到2900亿瓦(KPMG，2014)。
　　在2013年，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增加了288亿瓦，达到了2600亿瓦，另外进一步增加12亿瓦的抽水储能以达到累计215亿瓦的总量。当年在水电方面的总投资为1246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与上年大致持平(IHA，2013)。中国现在的纯水电装机容量比紧随其后的三大水电国家(巴西、美国和加拿大)装机容量的总和还要大。
　　中国在出口水电建造服务，包括设计、工程建造与安装启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这一优势基于中国公司建造了国内巨大的水电容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拥有成本低廉的工人、工程师和地盘工头(见下图)，同时还能为这些工程带来投资者，以及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实施过大型水电工程项目。
　　资料来源：基于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st Survey 2013的劳动力成本数据。
　　地盘工头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购买力平价)
　　专栏5.2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高速铁路建设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引进并学习了国外的技术，在高速铁路系统逐渐发展出了比较优势。我们的一篇2008年的论文记载了这个学习与创新的过程。中国每年派出许多官方代表团进行考察访问。例如，2006年和2007年，中国派出了97个代表团共580名技术人员去德国，向西门子学习关于高速铁路的技术。在2008年4月11日，中国制造出了第一台CHR3高速铁路机车：CHR300—700系列现在被广泛使用，其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系统，截至2014年12月，其运行中的铁轨长度超过16000公里。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十年内建成的这个高铁网络所耗费的单位成本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类似项目都要低。它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以很高的交通运输量在核心线路上运行。而中国完成这项工程的成本至多为世界其他地方类似工程成本的三分之二，显示出其明显的比较优势。
　　一条时速为20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造成本会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主要因素包括线路设计时速、轨道类型、地形、天气条件(例如极低的气温要求对路基的特殊设计)、土地收购成本(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成本很高)、高架桥的使用、跨河大桥及大型车站的修建。根据世界银行高级交通运输专家及技术说明作者之一的Gerald Ollivier：
　　除了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络规划实现了规模经济。这使得对各个建筑要素的设计能够标准化，有利于设备制造和工程建设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发展，以及将建造设备的资本成本在一系列工程中进行摊销。
　　平均单位成本的范围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每公里双轨铁路
　　要素 350 公里/小时 250公里/小时 200公里/小时
　　征地和移民 4 5–9 5–8
　　土木工程 57 56–62 42–43
　　路堤 24 31–42 23–28
　　桥梁/高架桥 71 57–73 59–62
　　隧道 — 60–95 51–68
　　轨道
　　轨道(无碴)a 10 10–13
　　轨道(有碴)a 5–7
　　信号和通信 5 3 3–4
　　电力 6 4–5 4
　　a.无碴板式轨道应用于时速350公里和250公里的客运专线，有碴轨道应用于时速200公里的铁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项目的《财务部门报告》(FSR)和《项目评估文件》(PAD)。
　　根据世界银行所支持项目的经验，中国的铁路建造成本约为之前提到的工程总成本的82%。中国的高速铁路具有350公里的最高时速，并且有很大比例的高架桥和隧道，其标准的基础设施单位成本约为 1700 万美元至2100万美元(人民币1亿元至1.25亿元)。而在欧洲，设计时速在300公里或以上的高速铁路估算成本为每公里2500万美元至390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铁路建造成本(除去土地、机车车辆和建设过程中的利息)则高达每公里5200万美元。
　　资料来源：Ollivier, Sondhi, and Zhou 2014。
　　依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在加速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有句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
　　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最初是由沿海地区的快速贸易扩张所引导的，由各级政府及私人部门来融资，广泛应用了成本回收原则及实践。政府在战略规划、资助基础设施发展、解决增长瓶颈同时保持财政纪律等方面扮演了领导角色。商业贷款、基础设施债券和城市发展基金使得市场秩序得以执行。国际合作伙伴则在中国的学习、改革和创新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也在初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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