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是19世纪全球著名的地理、地质学家，曾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出版过近200部地质地理学著作。李希霍芬的中国地理地质考察，曾在欧洲学界和公众舆论中引发巨大轰动。

　　有别于《马可·波罗行纪》等颇具荒诞意味、内容粗疏的外国人来华作品，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扎实细密。1868年9月起，他在中国进行了历时四年的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中国南北东西13个行省。在考察中，李希霍芬不仅记录了陆路和水路交通路线，各地的风土人情，中国各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形态，而且还以地理学、人类学的科学视角对各地的山脉、地质结构、气候等情况进行了翔实记录。

　　李希霍芬的记述激发和推动了更多欧美国家（后来还要加上日本）的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造访中国各地，用近代科学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测量。严格来说，包括李希霍芬本人在内，19世纪后半叶及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展地理地质和历史考察的大批外国专家，目的并不仅仅是服务于科学研究，也有服务欧美国家和日本殖民掠夺的用意。外国专家在考察中，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普遍带有轻视态度，更加看不起中国人——即便如此，在这些专家稍稍能够克制其种族傲慢，更为客观和冷静的进行观测记录，并审慎进行学术分析的情况下，学术成就依然值得肯定。

　　在那段时期，即中国积贫积弱的一百年，外国专家对于中国的自然、历史、社会、地理等多个方面的考察记录，对于后来中国实现民族解放之后的自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而许多外国学者秉承的严谨学风，也切实的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海外汉学界，从而让海外汉学研究能够持续产出较高学术水准的成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收入了李希霍芬1868-1872年在华考察期间的日记，由其学生整理而成，原书在1907年出版，被欧洲地理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地理地质的重要参照读物。

　　这本书非常详细的记述了李希霍芬在华考察期间的各段行程。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李希霍芬曾经造访考察过的国内城市、地区的读者来说，《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也可谓是一卷独特的见证，从而获知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各地尤其是自己的家乡的风貌。李希霍芬本人细致描绘了每段行程，包括每到一地对于海域（河域水系）、渔业、农业、特产、矿产的直观考察，对于当时各地居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的记录。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本人不仅以地理学家的细致，总是希望测量所到之处的海拔、水深、河宽，而且也一反人们对于德国人、普鲁士人的常见认知印象，在跟各地中国居民、官员打交道时非常精明，深谙谈判心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李希霍芬考察期间，在语言不通，当时的中国内陆各地居民对于外国人普遍抱以恐惧与愤怒不满的负面观感下，却能尽可能的做到广交朋友，并接连跳出了少数地痞流氓的讹诈圈套。

　　李希霍芬不可避免带有19世纪欧洲人、德国人的傲慢，在审视中国社会时，他很难避免表现出基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感。但他在对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许多方面问题提出批评时的看法，却不能说是纯粹的丑化或妖魔化定论。

　　比如，当李希霍芬1868年造访北京，看到康熙皇帝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依然保存完好，但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对康熙时期（17世纪）的天文学知之甚少，无论官员还是学者、大众，对于科学技术的了解欲望都很薄弱。

　　又如，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内河中雇船航行时，经常会遇到中国中下层的贸易商人为逃避苛政重税，将货物偷偷放在挂有外国国旗而不必缴纳多道征税关卡的船上。李希霍芬本人的描述中，中国各地都有后来被西方经济学家概括为企业家精神的才干和意识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彼时的中国经济、文化环境中无从学习提高，也不能获得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对于当时中国各地的商贸人才来说，只要有机会获得与外国商人一决高下的机会，哪怕是不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完全可以通过更为勤奋的经营从而后来居上。他本人清楚的指出，尽管当时的中国在同一个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却陷入省域之间、河流水系之间的贸易分割，矿产开发、人才流动、货物运输都受到严重限制，这使得本来非常可观的矿产资源无法被用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发并成为驱动工业大发展的“血液”。

　　再如，李希霍芬在从香港、广州，以北京为目的地的自南向北行程中，对于中国北方古代长期滥伐森林的严重后果感到触目惊心，指出因森林砍伐造成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已使得原先肥沃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路网结构也基本解体，这极大的损害了北方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加剧了社会贫困和动荡。遗憾的是，李希霍芬短期旅行就清楚发现的问题，在那之前的若干个朝代，却没有获得过相应的重视及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