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浅田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表明，一旦商业的桥梁建立，沟通便不可阻挡。英国近世史学专家浅田实在对多个国家东印度公司进行梳理后，最后聚焦于曾经辉煌也是不可一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强到衰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强权的野蛮掠夺史。当然，东印度公司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开创了股份制，同时也为英国公务员制度奠定了根基。

　　1600年12月31日，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英国皇家的15年贸易专利特许。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早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年成立，但其一开始并非传统海洋强国荷兰的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想尽千方百计乃至不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恶发生流血冲突，但仍旧只能望其项背。

　　两家公司后来胜负天平的变化并非取决于两家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公平博弈，而是取决于英国光荣革命后两国间的7次大小战争。当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事实上，战争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利益，如此看来，商业接盘战争也自然不过。荷兰的战败也注定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出局，这同时意味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迎来“扬眉吐气”之日。

　　尝到了权力甜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也从商业角度做了许多努力，比如努力拓展印度市场，还从中国运走了茶叶、瓷器、丝绸等，但后来的许多经营倚助的不再是纯粹的商业手段，许多时候倚赖的是商业体系外的强力甚至是国家力量。

　　商业一时半会难以企及的目标，权力往往可以借助强力乃至国家力量通过压服对手，迅速达成目标，以最短平快的方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东印度公司从经商到最后全面控制印度，从尝试与中国通商到最后悍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英国权力阶层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自然成了这种扩张模式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或者说，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的经商，到后来扮演了侵略角色，再到后来被抛弃，权力始终是这个企业的命根子。在权力的庇佑下，对利益最大化的渴求便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今天我们常常只用利欲熏心来形容一些恶劣的商业现象，而“鼎盛”时期的东印度公司则只能用“发疯”二字来形容。正是懂得拥有权力的种种好处后，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大肆吸纳国内上层精英股份，寻找权力长期支持，同时一些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暴发户借助金钱力量，进入权力中枢。于是，东印度公司与国家的绑架缆索越来越紧；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约25万人的规模甚至超过了英国本土的军队。这些武装力量美其名曰是保护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架空了印度国王和权力机构，在印度形成了垂帘听政。当然，也正是这些主要以雇佣印度本地人为主的武装力量，最终葬送了东印度公司的未来。

　　相较于商业竞争往往得绞尽脑汁，战争虽然有流血牺牲，但可以以强盗方式“创造”更多财富。至少在东印度公司眼里，战争也是商业的一种模式。仅1757年的普拉西一役，东印度公司便用“100条船搬空了孟加拉国的国库”，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账面上则多了“250万英镑的财富”。而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运的鸦片所赚取的财富，以及因此而对中国人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毒害则无以估量，当然东印度公司只会赚得盆满钵溢。

　　近年来坊间流传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正是因为清政府闭锁国门，只向英国人出售茶叶而不购买他们的商品，随着外销茶叶数量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贸易失衡，东印度公司手中白银供不应求，这才有了鸦片战争。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前提逻辑，即卖方是否有权强制买方购物，否则便可刀枪相向，制造流血事件。有着近代市场经济鼻祖之称的亚当·斯密肯定坚决反对此论，高举市场经济的西方社会也绝不会认同，因为真正的商业竞争，理应拒绝市场体系之外的一切力量。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商业过程就是一种借力过程，只不过这种力必须处于法律条文框架之下。现在我们大力推进的商业活动只能借助客户力量，而垄断行为只能向上层借力。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向上层不断借力的过程，当这种借力不受控制，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力量滥用现象自然难以幸免。

　　利益天生就对权力垂涎欲滴，因为权力可以以非常规手段创造更多财富，特别是在权力对比失衡之时，权力的作用往往异常显著。如前所述，东印度公司在公司发展模式上确曾作出过一些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利益与权力联姻后而不受控制时，就不再是商业，至少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纯粹，比如东印度公司历史上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欠下的那累累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