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在欧洲和美国再现城市化扩张浪潮。与此同时，民族独立革命在世界范围掀起，但除了中国等东亚国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发展，很多新兴民族国家持续面临着治理和经济震荡，这是持续出现大批量的跨国移民的重要诱因。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欧美国家城市，在城市扩容、翻新、再造的同时，人口总量急剧增长，人口群体呈现复杂化特征——这里提到的复杂化既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复杂化、贫富差距，也包括不同的种族、民族群体共居的复杂化，对于城市原有秩序和治理均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城市秩序会因此彻底失控吗？城市会变成一个无法统驭的混乱区域吗？出于这样的担心，欧美国家的不少城市开始加剧郊区化进程，富人及部分中产阶层人士搬入郊区。郊区不同于城区，更可能非常清晰的建立起社区、公共空间、工作空间的界限，人们不再担心与过多的陌生人产生交集。

　　郊区化进程引发了持续的争议。一些专家指出，郊区所承诺的“平静、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方式”带有虚假性，城市的活力、开放性、包容性，都将因此而被毁掉。另有研究人员提出，郊区生活同样不可避免与陌生人产生交集，例如人们往往与邻居、社区街坊的联系是极其松散的，根本无法像过去在城区之中发展密切式的、协作型的邻里关系，很大程度上公共参与因而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推进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口数倍乃至以更高倍数的增长，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更快的融入全球化体系，出现了更为普遍的人口聚集城市趋向。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几十年前就开始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开始感受到欧美大城市曾感受过的不安全感，并因为外来人口加剧了职场竞争、城市空间和交通等重要公共资源的使用竞争，而增强了排斥心理。交通拥堵以及空间资源的拥挤，以及各地城市有意识的推行经营城市战略，使得许多城市也在上演郊区化——尽管这样的郊区化，也经常被说成是推动减轻城市中心区拥堵压力、实现公共资源从中心区扩散至城市边缘地区，但依然引发了很强的争论。

　　新近出版的《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与失序》一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中的一本，也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本书由多位英国城市规划专家合著，阐释了城市生活无法统驭的性质，解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秩序变动，探讨了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分化，试图为城市重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秩序提出对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分别选取了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以及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多个欧美著名城市的秩序再造案例，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中第一章探讨了城市空间分化、郊区化进程，指出无论是城市中心区还是郊区根本无法避免异质性、多样性的存在，以澳大利亚悉尼等城市的案例说明，郊区化很多情况下会造成诸如妇女离开职场、家庭地位降低甚至失去独立地位等额外后果。第二章则以伊斯坦布尔、格拉斯哥的秩序重建案例，指出社会与空间两极化、城市蔓延、污染和拥堵加剧等问题可以通过规划调整等方式来应对，并强调指出，如果为了减少麻烦、治理负担而将各种社会群体、各种族或民族群体在空间上予以隔离，建立起界限明显的边缘、外围，对于城市融合和稳定相反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长期后果。

　　近年来，与郊区化进程相对应的城市治理举动，就是引入更多监控。更多监控有助于打击和威慑街头犯罪，但的的确确也影响了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城市居民相互期间的提防会因为监控体系的存在变得更强而非更弱，但反过来，如果没有覆盖广泛的监控体系的存在，不安全感也会妨碍居民之间建立信任。而翻新改造过的城区，大量安装监控系统、电子门禁，再加上更多的围墙、密集的安保力量，居民社区、商业区中都出现了更多的全封闭、半封闭式的“内街”，这也是书中提及的所谓“堡垒城市”，起到的不是强化而是弱化社会关系的作用。这本书显然认可在确保治安安全的情况下，拆除（打开）围墙及电子门禁，以重建城区密切社会关系的政策思路。

　　《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与失序》书中也谈到了近年来频频在舆论中出现的一个热词“邻避主义”。“邻避主义”不但表现为对于可能造成区域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公共项目（垃圾站、变电站等），而且更内化为不少城市居民的信念，拒绝与某些特定的城市人群为伴。英国伦敦等城市最近一些年内就陷入了后一类“邻避主义”，书作者认为应当增加相应的公共开支，增加社区服务，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达成和谐和包容，避免因为公共服务的短缺而引发居民的对立。

　　城市失序的压力，当前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因此，为重建城市秩序，增强包容和谐，就需要制定积极的发展政策，降低污染和减少资源消耗，大幅度的调整城市功能——这一过程中不应让某些特定的居民群体、某些特定区域承担城市生态转型的代价，而应在扩大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参与的前提下，建立较为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