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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到底“新”在哪里
2016-03-04 作者: 来源: 经济参考网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质,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经济学研究者显然应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无穷尽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背景之下,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化的指导文件,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表述的现代发展理念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大思路,又给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近平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新供给经济学绝非为创新而创新,绝非可简单贴标签的“主义”或“流派”,其新意,可以从“破”“立”、系统化的政策主张三个方面做概括总结。

  新供给并非可贴标签的简单供给派复辟

  新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对“萨伊定律”再解读进行“供给侧”认识的提升与反思,并非简单可贴“主义”“流派”等标签的鹦鹉学舌式的简单供给派复辟,而是在把握“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基础上,又切切实实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力求集大成的经济学思想。

  沿着“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沿此脉络达成“供给侧”学派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再一次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正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我们认为,新供给与众不同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三个关键词。

  第一,创新务实。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诞生伊始的哲学色彩赋予经济学理论探索与模型抽象的传统,这些教科书传统在延续中出现了如供给管理这样从未被经济学教科书特别强调、却被运用于经济实践中的活灵活现的“案例教学”。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求真务实”一直是与农耕文化有关、在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同时亦有“普世”特征,这与广泛存在的“问题导向”思维方式也内在相关。直接从经济实践中总结,这种“务实”的具体表现是:不遇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危机压力因素,原来相对稳定的理论方向(倾向性主流)不会改变。但不难发现,每当危机到来时,如同实际生活提出问题,争相解决危机(问题)的过程,即是形成经济学新流派的过程。这一过程如同历史上朝代的更替、战争与和平的互换等,是与变化及其压力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派的务实倾向会带来新一轮的头脑风暴、知识碰撞,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最新一轮供给侧学派的兴起,结缘于经济学理论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警示?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经济学基于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创新和发展。务实的问题导向呼唤创新的努力。

  第二,一体整合。新供给经济学推崇供给管理,为“供给侧”经济学迎来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形成的认识,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开阔包容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注重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清楚依据的动作,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产生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还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当然,新供给经济学也不认同如美国“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时代,而是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而且,新供给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特别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认为制度供给问题与供给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打通“物”和“人”这两个都位于供给侧的分析视角,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连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这一系列思想观点,落实到中国的实践层面,就是要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由此可见,新供给经济学在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践操作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强调的并不是对“供给侧”与“需求侧”选边式的“复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加入对供给管理的重视与强调,并加入了在制度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对制度供给层面更具系统化特征的思考。回归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迹上,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性供给管理对凯恩斯主义复辟实施的新一轮的形式否定,毋宁说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并蓄“大融合”框架下对供给侧理论观点的树立、强调与升华。

  第三,时代进步。如前所述,虽然需求具有原生动力性质,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却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递进的不同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次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随技术革命开启新的时代,这种追赶势必也将随之掀起新的浪潮。由此可更容易理解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因为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还是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首因,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赶上甚至超前于先发经济体的时代进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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