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大学国发院、“人大老博士论坛”、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和人大出版社主办的“供给侧改革与数字化普惠金融——人大老博士论坛暨《读懂十三五》新书推介会”　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谢平和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等就当前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普惠金融等展开了讨论。

　　数字技术助益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的供给，一些弱小微企业以及一些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供给，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短版。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推进金融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普惠金融来补金融业的短版，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中国金融业发展“十三五”发展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潘功胜认为提升金融效率和降低风险成本始终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的路径，即另外一条路径，比如探索通过技术的进步，来降低提供普惠金融供给的成本，提升它供给的效率和降低它的风险的水平。”

　　“数字技术的进步开辟了一个新的扩张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潘功胜指出，数字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一是实现了跨时间、跨空间的金融服务的供给。二是有效地降低成本，包括传统银行人工的成本、信息的运营成本、金融业运行的成本。三是收集并处理海量信用信息，有助于评价借款人信用状况，防范信用风险。四是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改变金融行业的风险属性。首先，在降低部分风险的同时，数字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也放大了一些风险，并创造出新的风险，比如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市场出现波动时容易产生延迟效应，影响市场的稳定性，再比如“光大乌龙指”事件。其次，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使一些负面的、违法的金融行为更加隐蔽、涉及面更广、破坏性更强、监管更难，比如股票事件场外配资、e租宝等非法集资事件。三是数字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数字鸿沟问题。数字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解决了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深化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服务的供给，但这会使一部分特殊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更大。这一方面是受限于农村较低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村民难以理解与使用这种新服务；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利用海量信息的处理能力，对客户进行不公平服务供给，可能把穷人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

　　推行普惠金融需要改变补贴方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谢平认为，在推行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补贴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改变补贴方式，从传统的财政补贴逐步过渡到数据补贴，即国家免费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征信系统免费和推行地方数据平台的大平台建设。普惠金融的短版是成本和风控问题。比起传统的政府财政补贴，普惠金融实现补贴的方式更为多样化。国家可以向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补贴，推广手机银行。另一种模式被称之为“阿里模式”，阿里巴巴为商家提供从贷款、生产到销售及支付的一条龙服务，这其中的某些环节可能是亏损的而其他环节盈利，可以实现内部交叉补贴。阿里巴巴还成功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于风险控制环节，大数据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风险控制模式，还降低了风控成本。相信“数据金融”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问题的解决之道。

　　互联网金融政策方向应是规范发展鼓励竞争

　　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经济需要新金融，中国互联网金融对推动普惠金融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政策方向应该是规范发展、鼓励竞争。

　　从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的关系看，中国的新经济是消费驱动和技术驱动，相匹配的金融是以新的基础设施为基础的。中国金融体系本身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技术的进步为新金融的发展提供三大支点：一是移动互联，二是大数据，三是云计算。移动互联增加金融的触达能力，大数据的运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甄别风险，云计算会让金融成本大大降低，提高金融效率。以这三大支点为基础形成的金融，即数字普惠金融是与中国经济转型相匹配的。金融的创新并不只是金融属性的创新，与场景结合进行创新，即金融场景化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在互联网金融助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金融科技只是开端，金融生活才是趋势。互联网借助数据、客户渠道和资金来源的优势，让金融真正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目前阿里已在小微企业融资和服务农村用户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互联网金融不改变金融实质，核心症结和处方依然不变。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症结依然在于金融中介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解决途径在于，一要明确准入门槛，二是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要求，三是明确产品投资者的适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