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法治反腐，立法先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风肃纪反腐逐步推进，党内法规体系愈来愈健全，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日益完善，监察体制改革落位运转，纪法贯通、法法衔接逐步顺畅，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并全面巩固。面对我国当下反腐败实际，有专业人士曾建议要将成熟的反腐败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着手起草《反腐败法》草案。笔者认为，完善反腐败基础性立法，促进反腐败立法改革，适时制定综合性专门的反腐败法，或为我国法治反腐立法改革的重要选项。

　　从域外经验看，不同国家反腐败立法模式各有特色。当今世界通行两种反腐败法律体系，一是多数国家采取分散式反腐败法律体系，即反腐败法律规定分散于各个部门法中，这些部门法之间的联系或紧密或松散，涉及反腐败的内容或多或少。目前我国反腐败立法即主要表现为该种形式。二是部分国家采取集中统一的专门反腐败法律体系，比如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这种体系又可分为综合型、实体型与程序型专门立法，无论综合型反腐败立法，还是在内容上有所侧重的其他专门立法模式，所立之法的“专门”性体现于“内容的专项性”而并非“内容的唯一性”，它仍然依赖于国内刑法、刑诉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良性运行，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正与细化，从而构成自成一体的反腐败立法体系。两种立法体系各有其优势，均具合理性。从立法技术上看，反腐败专门立法往往需要立法机关探究本国是否具备成熟的立法改革条件，即探究部门法发展的稳定性程度与集中研究反腐败工作的主要领域，在此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专门立法。

　　我国反腐败立法体系日臻完善。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治理从革命运动式反腐走向以纪委为中心的权力反腐，再向现如今形成立法为先、监察主导的制度反腐，经历了漫长的转型过程。进入法治反腐新时代，我国呈现出分散式立法与专门立法相结合、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结合的反腐败立法体系。

　　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党的纪律、廉政建设、厉行节约、干部监督、选拔任用等方面，先后制定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规定，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反腐败党内法规体系愈加成熟完善，有力推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

　　国家监察专门立法。宪法修正案中增设“监察委员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先后制定同监察法配套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监察法实施条例，将改革前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量整合起来，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中的部分内容涉及腐败犯罪的实体与程序规定。刑法和刑诉法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内容，规定了涉及腐败犯罪的实体标准与程序处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制定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除此之外，我国招标投标法、公务员法等其他基础性法律法规中也多有涉及反腐败的相关规定。

　　适时启动反腐败综合性专门立法有其需要。我国反腐败斗争已进入法治轨道，反腐败立法体系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精准化。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当前反腐败法律体系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问题，应引起立法机关重视。党内反腐败法规主要针对党员干部，其他非党社会组织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资源如何更加均衡有序；立法上对崭新的“监察权”概念尚无明确具体的权属定性，监察权如何与刑事司法更加有效衔接；国家监察法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法，缺乏反腐败专门立法的有力支撑，如何更好适应艰巨繁重的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有关贪腐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立法分散、层级不清；法纪贯通、法法衔接工作中仍有不畅，如何打通法纪贯通、法法衔接的“最后一公里”；一些原则性、概括性的法律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等等。为解决这些矛盾困难，立法机关一方面应不断修订完善反腐败基础性立法，优化现行反腐败立法体系，另一方面待反腐败斗争条件成熟时，及时启动反腐败综合性立法，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促进反腐败工作更加顺畅，真正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法治体系。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