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是一个奋斗在大城市的青年，多年想买车，却总是摇号不中，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此，他多次找已摇上号的同事于国谦商量，想让于国谦把车牌号卖给他。经过协商，于国谦同意将购车资格“借”给王磊使用。为避免风险，两人还签订了一份“借名买车协议”，协议约定：“王磊借用于国谦名义购买帕萨特小轿车一辆，车辆登记在于国谦名下，但车辆归王磊所有。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王磊自负，于国谦对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日，晚高峰时段，王磊驾驶的帕萨特小轿车与程愚驾驶的轮式自行机械车相撞，造成乘车人陆昕右股骨骨折、左腿挫伤，后续治疗共花费医疗费3万余元。

　　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证：程愚驾驶轮式自行机械车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故障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违反了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规定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同时该车未投保交强险。王磊体内酒精含量为82.4mg/100ml，驾车未确保安全是发生事故的次要原因。最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程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磊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之后，陆昕将于国谦、王磊、程愚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8.2万元。

　　庭审中，于国谦辩称，自己只是登记车主，车辆实际为王磊所有，而且自己在买车时为了避免风险还签了“借名买车协议”，明确写明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自己不应该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此次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程愚负主要责任，王磊负次要责任。综合考虑程愚和王磊的过错程度，法院认定程愚对陆昕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磊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于国谦的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于国谦主张肇事车辆的实际购买及占有者为王磊，但肇事车辆所有人原则上以登记为准。于国谦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并允许王磊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上路行驶，致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陆昕不能通过保险获得赔偿，对此，于国谦存在明显过错。同时，于国谦为规避风险，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方式确认车辆所有权归属以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等问题，该协议违反《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中“小客车配置指标不得转让”的规定，此协议仅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

　　法院最终判定，由程愚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磊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于国谦对王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分析】

　　在借名买车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因未获得相应购车指标而无法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只能借用他人名义进行登记，进而出现“车户分离”现象，即机动车登记的所有权人与机动车的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借名买车者成为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和使用人，而出借者成为机动车的登记所有人。这种情况，一旦机动车发生事故，出借者由于是登记车主，很难摆脱承担侵权责任的风险。

　　《民法典》对此有所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五章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六章的规定，专章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民法典》第1209条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确立了机动车在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情形下的侵权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则，即由交通事故发生时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仅限于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时的补充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50条的规定，确立了转让机动车未办理登记时的侵权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则，已交付受让人但未办理所有权转让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由车辆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承担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为基础

　　由此看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为基础。借名买车情况下，由于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不在登记所有人控制之下，机动车的运行利益也不为登记所有人享有，所以事故责任承担主体原则上仍为车辆实际使用者。关于登记所有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可参考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规定，对交通事故承担过错责任。

　　借名人的责任判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判断登记所有人的过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借名买车时的注意义务。即应主动核查实际所有人即借名人有无驾驶资格以及驾驶能力。登记所有人作为名义上的车主，在出借购车资格时负有较高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即明知或疏忽大意向无驾驶资格及能力人“借名买车”、出借购车资格的行为都构成注意义务的违反。

　　二是交强险的投保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明确规定，投保交强险系投保义务人（包括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分离情况下，登记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本文案例中，登记所有人于国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