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低生育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成为全球不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不少国家进行了各种摸索，希望能破解这些难题。本报邀请新华社驻外记者发回报道，带大家看一看国外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敬请关注。

　　2020年，瑞典人口增加了5706人，增长数为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瑞典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瑞典女性平均生育1.67个孩子，仍略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据笔者观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2至3个孩子的家庭很常见，主要是瑞典利用其人口总数不多的优势，以人性化的福利政策体系促进性别平等，并间接鼓励生育。旨在协调家庭和工作的带薪育儿假、公立幼儿园以及父母带薪陪护生病孩子等政策切实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首先，带薪育儿假是鼓励生育最主要的因素之一。1974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育儿假取代特定性别产假的国家。瑞典的父母在孩子出生或被领养后，都有权享有较长的带薪育儿假。

　　研究显示，具有一份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女性更倾向于成为母亲，而带薪育儿假体系的设计使女性可以更好地兼顾生育和就业，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生育的意愿。此外，法律对职场中休产假的父母做出了种种保护，比如公司不得在产假期间辞退员工，恢复工作后工资不能低于产假前等等。

　　其次，在瑞典，孩子满一岁就可送至公立幼儿园，这使父母双方都能够尽快重归工作岗位。

　　再次，在父母的带薪育儿假休完后，法律规定，如果孩子生病，父母一方可以随时请假在家照顾孩子的同时获得经济补偿。瑞典父母双方一般会选择交替休假照顾生病的孩子，休假时间大致平均。该政策不仅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而且还鼓励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家庭中的育儿工作。

　　瑞典的家庭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女性在职场的参与并促进性别平等来间接鼓励多生育，使个人能在不过度依赖他人的前提下兼顾家庭和职业追求。一项对瑞典年轻人的调查显示，瑞典女性和男性希望生育平均两个以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