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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关键是降低宏观成本
2018-05-10 作者: 刘尚希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降成本是其中重要内容。当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

  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少,经济运行成本自然会高。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高意味着财务费用过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转慢,也推高成本,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杠杆率高实际也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适的途径上,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成本,多数企业难以幸免。

  而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也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许多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认证和公证等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会导致成本上升。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险来定时,公共风险水平就会上升,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高成本与高风险只是同义的不同表述而已。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科技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转向以资本为导向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通过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济。这需要转变单一以国企为导向的国有经济发展思路,把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企业转移到资本上来。

  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解放人才创造力。人才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碍人才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当前的事业单位体制对人才培养、使用和发展产生了严重束缚,亟待改革。

  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的内生动力。城乡身份、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编制内编制外身份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应通过社会化改革,实现所有社会成员从“身份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减少金融扭曲,破除“钱多反而贵”的悖论。资金的供需结构脱节,与金融监管带来的扭曲密切相关。金融监管不是针对所有的金融行为和金融风险,而只是针对产生公共风险的金融行为,这需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新监管模式。好的监管不是在前台吆喝,而是在后台分析,寻找公共风险的蛛丝马迹。

  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个国家收钱、花钱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需借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重塑的东风,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七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产权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需要彻底解决所有权清晰而产权不清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产权,稳定长远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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