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美国休斯敦的一个联邦陪审团作出判决，金融巨骗、斯坦福金融集团董事长艾伦·斯坦福操纵金融骗局成立。按照指控，艾伦·斯坦福操纵的“庞氏骗局”涉案金额超过了70亿美元。

　　这是一个迟到的判决。因为早在2003年，斯坦福金融集团的雇员就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匿名举报，宣称斯坦福集团是继安然和世通公司之后又一家涉嫌严重金融诈骗的公司。斯坦福集团投资决策向来秘而不宣，资产组合风险很高，却能为投资者带来持续的高回报。举报信在当时甚至被提交给了美国参议院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财经媒体。

　　2000年，斯坦福金融集团雇员、单身妈妈莱拉·威德勒被上司要求要尽可能多地去吸引拉美地区的客户购买存款证产品，这款产品据称可以为客户提供7%至10%的丰厚收益。莱拉·威德勒曾向上司表达过她的担忧，不希望将客户资产放在不了解的离岸银行，但没有获得回音。她设法去查看斯坦福集团的资产组合信息，发现其运作方法类似于对冲基金，问题是该集团却能向客户承诺投资安全保本。经过几番探查，莱拉·威德勒被降职，直至被解雇。

　　离职后的莱拉·威德勒没有放弃疑问探查。在发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匿名邮件中，她加入了一些财务报表，这些报表看上去没有问题，但在几年后美国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后，很快就发现了猫腻所在。

　　莱拉·威德勒的举报，在当时没能引起美国监管部门和财经媒体的重视。斯坦福金融集团的“庞氏骗局”肆无忌惮地持续了下去。又过了几年，又有两位投资顾问在离职后起了疑心。这两位投资顾问检查了他们的一些同事负责的若干客户的账户。这些资料显示，实际账户的表现比斯坦福的宣传册里反映的情况都要差。但这番发现让这两位顾问被他们的亲人和朋友都看成怪人甚至疯子。

　　曾获“詹姆·阿伦森公平新闻奖奖”的美国作家、记者埃亚勒·普雷斯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他在《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书中分析任务，无论是莱拉·威德勒，还是另外两位因为对斯坦福金融集团投资业务真实性存疑而选择离职的投资顾问，他们的选择在当时看上去都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放弃高薪的工作，冒着失去客户的风险，使同事变得疏远，扰乱家庭关系，与一家资产过10亿美元的公司斗争确实是疯了。”

　　问题是，他们发现的问题其实非常并不算什么高度隐秘。艾伦·斯坦福的诈骗生意崩盘，源自另一位金融巨骗麦道夫的东窗事发，并由此引发客户的警醒。但在斯坦福通过销售存款证成为北半球最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估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十年间，这家集团以及其他投机机构都热衷于通过兜售令人难懂的投资工具来忽悠无知的客户，同时还花大价钱让评级机构把危险的抵押债券组合评为安全。这种做法十分流行，很大程度上欺骗成为惯常操作，几乎没有人表达过异议。

　　本来，美国文化推崇质疑权威，推崇个人主义，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以集体为主导，并不欢迎以下犯上的做法。1970年，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创造了一个术语“诉诸声音”，来描述大型公共机构或者私营企业中表达不同看法的做法。但莱拉·威德勒等人的举报行为，在斯坦福集团骗局暴露之前却受到了诸多排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会站出来举报犯罪，是因为他们非常天真，以至于认为每个人（至少大多数人）都很正直。然而，当斯坦福集团非但没有受理和正常解决他们提出的疑问并对他们施加报复后，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理念。

　　因为举报，莱拉·威德勒曾在2004年招致报复，当时的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在听取了她的举报后，非但对之诉求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其赔偿斯坦福集团，否则就要吊销其执照。

　　一直等到200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调查斯坦福金融集团的罪行。这期间，莱拉·威德勒遭遇了诸多麻烦，不断被解雇，还被威胁逐出证券行业。这种威胁一直持续到她获邀参加美国国会的公开听证会讨论斯坦福集团金融诈骗时。那时候，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成员轻蔑地怒视着莱拉·威德勒，仍在试图尽力让她闭嘴。

　　是什么让莱拉·威德勒在本可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况下，冒着巨大威胁和明白无误的惩罚，去道出疑惑并选择追问、质疑到底？《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整本书都在叩问这个问题。

　　埃亚勒·普雷斯记述了四个普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景下所做出的选择，除了勇敢挑战权势滔天的金融诈骗集团的莱拉·威德勒，还有二战前庇护犹太难民的瑞士移民局警官、在20世纪90年代的种族屠杀中冒险拯救异族难民的塞尔维亚市民、违抗命令为受难者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这四个人仅仅是拒绝从众的人的代表，他们本着道德良知、社会公义的基本考量，在身处不道德、非道德的情况下，冒险选择了与多数人不同的方法，并公之于众。他们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备受排挤，甚至也不为他们试图去帮助、拯救的人所理解。他们因为执着而滑入困境，但他们仍拒绝改弦易辙。

　　已故美国女作家、声誉卓著的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写道：“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因为对忠诚的看法不同而打破层级、招惹反对和责难、冒犯大多数人是很难的。”在世俗认可的观念与看似坚实的制度面前，“说不”是一件极需理智的头脑和道德勇气的事情。面对群体，个人的内心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既（因无法独立生存而）不得不依赖群体，又必须与群体保持一定距离（否则将丧失自己）。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划分五种城邦类型一样，群体的组织方式决定了群体的敌友身份。当群体被人格化，或者说当群体成为某类人的群体时，这时群体和它最基本的元素个人就彼此异化了。

　　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的道德良知、道德底线表现为众人的平均之和，却会在一些关键的问题和时间节点上，由这样一些能在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反抗者来捍卫。同样如此，一个市场也不能没有这样的美丽灵魂，不然就无法维系信任，切实保障安全，也难以让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降至不会抑制或扼杀创新的低值，以保证市场和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