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的重要一年。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工业整体增速进一步放缓，但在创新驱动战略、制造强国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国家宏观政策下，通过一系列“去产能”“去杠杆”“补短板”等措施，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2017年我国工业发展仍将面临“去”和“增”的双重挑战，调整存量、培育增量，进一步释放市场发展活力，实现新旧动力接续和转换。高技术产业仍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推动过剩产业“去产能”，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和兼并重组成为调结构的着力点。同时，调结构还面临着工业基础能力薄弱、“去产能”存在阻力、地区工业发展两极分化、产业转移面临不利因素，以及企业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鉴于以上，赛迪智库提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工业基础能力建设，强化“去产能”政策托底，培植新业态形成新增动力，着力推进企业降本减负。
对2017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形成工业发展新动能
随着高技术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动力，经济增长新动能也快速形成。2016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10月，我国工业机器人生产达56604台/套，同比增长29.1%;集成电路产量达1063亿块，同比增长19.7%。2016年工业投资增速虽有所回落，但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1-10月，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18274亿元，增长12.7%，比工业投资高9.7个百分点;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为9.8%，比去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
在高增长投资拉动下，2017年高技术产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未来，制造强国战略将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重点工程的落实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新型、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和高端信息电子产品等新兴工业产品逐渐释放增长潜力，智能制造成为领军创新驱动的新引擎。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工业增长新动能，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竞争优势重塑。
(二)过剩行业“去产能”仍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在近几年来实施积极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但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去产能又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因此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长期积累的供需矛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16年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用3-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2016年1-8月全国已累计压减钢铁产能3468万吨，完成全年任务量的77%。宝钢、河钢、首钢、武钢等众多钢企纷纷减产，通过企业控制产能释放，1-8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6.17亿吨，同比下降0.1%，生产生铁6.17亿吨，同比下降0.5%，生产钢材6.17亿吨，同比下降0.5%，全国钢铁产量有所减少;钢铁价格也呈现触底反弹，到9月末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75.56，比年初上涨34.04%，与2015年同期相比上涨23.48%，大部分企业实现盈利。
虽然当前产能过剩行业整体效益有所好转，但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状况，钢铁、煤炭等重点原材料价格仍处于低位，困难局面没有根本改变。2017年，重点省份和地区继续积极采取行动，加紧落实去产能任务，例如钢铁大省河北提出，到2020年钢铁产能要压减到2亿吨以内，煤炭大省山西、内蒙古等六省份也已经公布了未来3-5年内的煤炭去产能目标，计划削减产能总量已经高达3.3亿吨。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层面加大去产能工作力度，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将全面深入推进。
(三)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增加高端供给，促进制造业升级
当前，随着我国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满中高端消费供给的问题较为突出，这导致“中国制造”发展后劲不足。在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排行榜中，只有华为(第88名)和联想(第100名)两个中国品牌。而美国拥有超过50%的品牌，我国企业在品牌设计、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10%，出口商品长期处于国外通报召回问题产品数量首位。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不到0.5%，标准更新速度缓慢，“标龄”高出德、美、英、日等发达国家1倍以上。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浙江、上海、山东、湖北等地区纷纷打出“品牌战略”，积极抢占品牌优势。2017年，我国将会加强消费需求集中的食品、家用电器、消费类电子、装饰装修、服装服饰、化妆品和日用化学品、文教体育休闲用品等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产品质量提升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飞机、高端装备及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自主品牌的培育，着力缩小和国际品牌差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创新、创业，提升我国自主品牌的内在价值，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形象的提升。
(四)推动央企兼并重组成为国企改革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
煤炭、钢铁、水泥、船舶等重点行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门，也是国有资产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随着国企改革与结构性改革两大国家战略重叠面的增加，推进央企并购重组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大主线，也是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增效益的重要途径。自2015年初至2016年10月底，我国发生了10起央企合并案例，其中2015年6起，2016年至今4起，整合成为目前的103家，例如南北车与中车、中国远洋与中国海运、五矿与中冶、宝钢和武钢等央企合并，行业覆盖轨道交通、航运、建材、有色、核电等。2016年7月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四个一批”概念，明确了央企兼并重组的目标及重点工作，再一次拔高了兼并重组在国企改革全盘工作中的重要地位。2017年，产能过剩行业的央企进行并购重组还存在很大空间，这些行业领域的央企重组很可能是政策调控的重点。
(五)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
2016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京津冀一体化三大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形成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达到6899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了50多个境外的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179亿美元，签订的承包合同总额达746亿美元，中老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区域合作机制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提出“一轴、两翼、三极、多点”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产业聚集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2016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制定了《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京津与石家庄、唐山、沧州、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开始共建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建立起协同创新机制，形成中关村“一园多地”的发展布局，京津冀交通、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实质进展，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推进我国产业在更大区域内实现转移，在转移中实现调整升级，引领我国未来若干年区域结构发展新格局。
五大瓶颈亟待解决
(一)工业基础能力薄弱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制约
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简称“四基”)构成了整个工业的基础能力，这些基础环节的缺失造成我国工业长期依赖进口，工业基础能力的问题解决不好，导致整个制造业的提升受到制约。基础材料方面，我国在高性能不锈钢和镍基合金两种材料领域的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锈钢产量约为30万吨，而中国产量只有1万吨。长期以来，我国缺“核”少“芯”的问题一直存在。目前国内近八成的芯片依赖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芯片也超过石油成为国内第一进口大户。在2015年银行卡“磁条卡换芯”工作中，仅荷兰恩智浦一家公司就占据我国超过95%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也被德国英飞凌与韩国三星等国际巨头瓜分。在软件方面的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基本上都由国外掌控，光纤光缆生产所需的四氯化硅等关键材料严重依赖欧洲和日本企业。其他基础零部件也是如此，例如滚动轴承的40多项国际标准没有一项是我国轴承行业主持执行或参与制定的，甚至圆珠笔头上的‘圆珠’也仍然需要进口。
(二)“去产能”工作存在较大困难和风险
本轮“去产能”要比以往面临更多的风险，但可用政策工具的实际调控能力相对却弱化，处置起来尤为困难。
一是职工安置风险，能否妥善安置这些职工将成为“去产能”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虽然国家已经制定实施了内部安置、外部转岗、扶持创业、内退和公益性岗位“托底”等安置职工的政策，中央财政资金拿出1000亿元主要用于职工安置，但操作起来困难依然很大。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职工长期以来存在职业惯性，一方面现有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另一方面很多人年龄偏大力不从心，心理上无法接纳转岗，如处理不好，引发职工不满，就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债务风险。钢铁、煤炭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都属于高负债率行业，不仅欠银行的债，还可能欠其他企业甚至是一些民间资本的债，特别是一些民营钢铁企业，由于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困难，很可能会大量向民间资本借债，并形成连还债，一旦某一个环节破裂，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会造成金融系统性崩盘。因此，银行及其他债权人一般不希望企业走破产清算的道路，地方政府部门也不敢轻易让企业破产清算，这些都给落后产能退出带来巨大阻力。
(三)地区工业经济增速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2016年全国各省市区工业经济增长稳中缓，同时地区两极分化的问题仍在加剧。从工业增速来看，1-10月，东部地区的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省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8.3%、7.8%、6.4%、7.8%、6.8%和6.7%;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市达到了10.4%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列全国第二(西藏位列第一);而东北地区增长缓慢，辽宁省呈现-15.5%的负增长，比去年同期的-6%的增速继续下调了9.5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增速1.8%，低于全国水平4.2个百分点;山西省工业增加值增速为0.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从数据看，产业结构合理、转型升级超前的地区，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而以石油、煤炭、钢铁等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地区，受传统原材料产业持续低迷的影响导致工业增长动力不足。虽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惯性，但产业结构单一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在“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但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不少企业为维持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采取裁员降薪等措施，中西部地区人才吸引力逐渐下降，劳动力市场收窄，抑制了部分产业向中西转移的动力。2016年1-10月，黑龙江、山西、青海、宁夏等中西部省份的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都是个位数增长，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甚至达到-63.7%的负增长，而在东部等其他地区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达到两位数的增速。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尚待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推动产业转移的政策执行方面，多采取建园区、搭平台等方式，区域特色优势及差异化发展战略不明晰，减缓了地区间产业转移的步伐。
(五)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下滑为转型升级带来压力
2016年前三季度，工业亏损企业累计55632家，比上年同期增长1.5%，亏损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15%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亏损1020家，比上年同期增长2%，占国有工业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2016年三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92.3，由降转升，比上季度上升0.3点，总体平稳趋强，但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低位小幅波动的态势将持续。随着企业的利润空间收窄，企业降本增效的压力逐渐加大。2016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成本为85.9元，略低于去年同期的86.0元，但工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长期居于高位;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在16%以上，物流费用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至今未低于8%，这些指标均高于同期的美国、日本等国。为企业降成本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实现我国制造业从依赖、到追赶、再到超越的关键动能。一是在国家层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重大突破，推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采取网络化结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解决高端共性技术问题。二是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通过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和体制完善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为这些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和竞争前技术支撑。三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成本约束下新技术路线的二次研发，使核心技术落地转化形成产品、标准和技术体系。四是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开展提升管理能力、产业工人技能和生产工艺水平的公共服务，激发企业的内在发展活力。
(二)加强工业基础能力建设
工业领域任何创新，都是基于基础材料和基础工艺。我国同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存在差距，追根溯源都是工业基础不行。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充分重视工业基础能力建设，花大力气“补短板”，加快基础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的研究和发展，切实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快落后技术和工艺的淘汰力度，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创造市场，确保企业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撑产品、技术、工艺换代更新。
(三)强化“去产能”政策托底
依托2016年国务院部署“去产能”下发的“1+8”个配套的文件，财税、金融、社保、国土、环保、质量、安全等多个部门完善落实细则，形成政策合力。针对涉及企业职工转岗、安置、再就业等问题，实施“一企一策”的研究制定应对预案，启动就业扶持计划，对无法就业人员政府开辟公益性岗位进行托底安置，坚决确保社会稳定。完善市场机制，采取清理闲置土地、推进土地流转、鼓励工业用地再开发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加快推动金融创新，带动沉淀资本转移;完善社会保障和劳动者薪酬机制，鼓励劳动力向新兴产业转移等。
(四)培植新业态，形成新增动力
产能过剩行业正在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阻碍，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双引擎”。积极探索和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协同制造、工业大数据等新模式，加快推进试点示范，构建开放共享型的产业生态体系。鼓励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企业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智能监控、远程服务、全产业链追溯等高增值应用服务。推进网络化制造平台建设，形成跨系统、跨行业、划区域、跨企业及消费者的网络协同制造服务体系。通过实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等战略，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提升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通过培植新业态，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五)着力推进企业降本减负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各项成本过高极大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新投入，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减轻负担是下一步我国政府要重点加强的工作。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提出了降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一揽子政策计划，各级政府在落实过程中，要敢于在改革的“痛点”上有所作为，通过降低企业负担，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提升企业在转型和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和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