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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印度政治的急性子
2017-01-06 作者: 郑渝川 来源: 经济参考网

  2016年11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出人意料的宣布了激进的货币改革。这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两款大额卢比钞票,这等于印度市面上86%的现金退出流通行列,引发持续争议和震荡。

  普京已经成为前苏联解体后重塑俄罗斯政治的强力角色,而特朗普很可能效仿普京改变美国政治及世界格局的若干规则,莫迪的内外政策也具有很强的冲击性,颠覆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普京和特朗普。

  这是一位印度近代史以来罕见的强势政治人物,频频打破旧有规则和惯例。莫迪的总理就职仪式上,请来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他的前任辛格以及更早以前的瓦杰帕伊、拉奥都试图跟巴基斯坦达成和解,却一直受到印度国内的强硬派的阻挠。莫迪也遭遇阻拦,却对此并不太在意。当然,莫迪表达印巴和解的善意,不等于表现软弱,事实上,在印巴总理的这场会晤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加速版的过山车阶段,更快的展开波折起伏。

  同样,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莫迪也表现出强势,拒绝产业界的反对声音,使得印度更快的与其他大国达成合作协议,摆脱了近几十年来印度一直作为相关国际协议缔结的重要障碍的困境。

  上任之初,莫迪就非常清晰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印度长期对外政策目标的定位。他希望强化印度在次大陆的领导地位,提高印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扮演中国与日本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亚太地区影响力竞争的仲裁者。他以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类似于过去小布什与普京那样的私人关系,努力推动中印经济合作,但与之同时,又没有放弃通过西藏问题以及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等方式来制约中国的做法。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印度是世界上站在越南一边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而现在,莫迪也试图密切跟越南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印度官方尽管作出了一定倾向于乐观的回应,却没有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乃至缅甸等国那样跟中国就落实此战略进行深入交流,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焦躁不安。

  莫迪上任以来的主要成就,其实是有效的缓和及增进了印美关系。巴基斯坦长期以来是美国和中国在南亚、中亚地区最密切的盟友,而印度相比之下要失落得多。尽管出于对中国的防范,美国在印度1991年实施改革后,一直设法拉拢印度,并通过服务业产能和岗位输出,极大的密切了美印关系。但在瓦杰帕伊和辛格两任总理任内,印美关系总体上不够密切,印度还因为启动核试验被美国制裁。莫迪上任后,很快出访美国,努力促成两国关系改善。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印度著名政策观察人士拉贾·莫汉评价认为,“莫迪抛弃了印度与美国接触时标志性的传统自信缺失”,确定经济改革“将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推进,而不是简单地按照美国的项目清单行事”。奥巴马则选择2015年1月,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期间到访印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拉贾·莫汉所著的《莫迪的世界:扩大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本书梳理了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促成的该国内政外交多方面的重大调整,指出莫迪极大的改善了印度由来已久保守的外交风格。书作者对莫迪许多方面的政策行动给予肯定,同时也委婉的表达了对这位强势总理在短时间内同时推进多项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的担忧。

  全书首先介绍了印度独立以来的政局沿革,指出印度经济分量和政治地位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滑落,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多任印度总理采取了对外封闭的政策路线。1991年成为印度改革的重要起点,这个国家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从拉奥到瓦杰帕伊,再到辛格,印度不但获得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成为了核国家,在印巴关系中也占据了主动。这意味着莫迪上任时所接收的政治遗产,要远远优于他的多个前任。书作者也指出,21世纪初,印度国内从政府到民间,民粹主义浪潮掀起,这很大程度上使得改革放缓。莫迪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任印度总理,扮演强势的政治领导力,积极意义就在于可以使得印度改革与转型,不必过多的受到民粹主义的牵扯。

  书中第三章赞赏了莫迪上任后致力于与次大陆邻国,包括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关系的行动,指出这打破了长期困扰印度扮演次大陆领导者的形式主义概念,让印度从过去自封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回归到务实化的次大陆领导者。并且,向邻国示好,在相对意义上淡化边界冲突的同时,也可以真正意义上带动南亚次大陆区域市场的建设。

  从全书第四章开始,书作者以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评述了莫迪时代的印度在处理与巴基斯坦、中国等重要邻国关系的行动。莫迪在出任印度总理前,曾长期致力于批评巴基斯坦,但上任之初就表现出更加果敢的姿态,与巴方领导人会晤。然而,莫迪本人并没有突破印度政界对于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以及巴国军方的疑虑,印方的一些挑衅方式,起到的是对于巴基斯坦的强烈刺激,也让巴方以善意方式回应的政策空间变得很小。书作者指出,印巴分治是历史造成的重要悲剧,两国保持着很强的互不信任,要修复裂痕还需要更为持久的努力。

  而在谈到印度与中国关系时,书作者强调印度尽管意识到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大规模开展互联互通的亚欧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所在,但仍然主要抱以防备心理,指出莫迪政府应该“摒弃任何有关它能够构建一个‘长城’来防御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之类的残余观念”。书中指出,“随着日益强大的中国寻求在亚洲重构新秩序”,印度就应当重新评估亚洲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对印度安全带来的影响,摆脱过去“非黑即白的方法。”

  书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莫迪政府拉拢越南,深化印越两国防务合作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特殊意味,而是辩解说这完全接近于中国一方面维系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改善中印关系。事实上,莫迪政府力图实现的战略平衡,意图过于明显,推进过于急切,在印度国内也招致了突出批评。并且,印度消极以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却又拿不出具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在中巴合作建设瓜达尔港,形成对于印度对次大陆及周边海域战略控制能力的挑战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显得束手无策。书作者对此也抱以批评,认为莫迪延续了瓦杰帕伊和辛格两任政府在地区问题上的空谈主义,立志宏大,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突破口——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蒙古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问题西藏问题而导致中蒙关系震荡的同时,印度方面忙不迭的宣称要援助蒙古国,这种制衡手段不但拙劣,而且还伴以很低效率的执行,根本不足以证明所谓大国气派。

  莫迪上任后,还迅速围绕宗教问题、印度本国其他民族及周边相关国家、印度移民的目的国,开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行动,这些被书作者称为“构想一个更伟大的印度”,但一连串的行动,却传递出相互矛盾的政策信号,使得印度之外的各国政界和公众仍然难以调整对印度的观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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