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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4章 “帝国主义者”加里·贝克尔
1968年我第一次见到加里·贝克尔,那时我刚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了一个工作讨论会,贝克尔正好在那工作。在我发言时,有个听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开始攻击我。但还没等我回答,贝克尔就拿过我的讲稿,与那个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反复辩论,最终贝克尔辩论成功。 当时我想:这简直太棒了,举行讨论会一点都不难——我不需要进行任何辩论,就会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挺身而出替我击败所有的攻击者。但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贝克尔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突出成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早先他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包括存在种族歧视和其他持有歧视观念的雇主,如何在劳动市场上花费更多的成本。他早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人力资本——包括人们为什么认为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的商业投资具有相似性。后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犯罪、惩罚制度、婚姻、离婚、出生率、吸毒和偏好的形成等诸多问题。 一些评论家认为贝克尔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贝克尔也从不掩饰他试图扩大经济理论应用范围的雄心。但是我认为,应当根据事情的结果来评价他是否存在帝国主义倾向。在我看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有助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有助于制定有用的公共政策。 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令人振奋,但这一刻来得太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戴维·罗默(DavidRomer)每年都会列出一个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在贝克尔获奖的前5年里,他一直位居这一名单的榜首。 有人猜测贝克尔迟迟不获奖的一个原因,是诺贝尔授奖委员会认为学者们一旦获奖就会止步不前。这种考虑对于贝克尔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时贝克尔正处在研究成果的多产期。如此说来,过早地授予贝克尔诺贝尔奖会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猜测,这个解释可以安慰那些仍有希望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获诺贝尔奖时才62岁,这个年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点年轻。自1969年第一次颁布这个奖项以来,其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是67岁。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实际上远远高于其他领域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化学和医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9岁,物理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6岁。当然与其他奖项相比,经济学奖颁发的时间还比较短。但是,多年来经济学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一直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好在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最近两年的经济学奖(2000年和2001年)授予了比较年轻的学者。 贝克尔曾跟我提起过,当记者问起他的爱好时,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者们认为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犯罪、婚姻、出生率等问题不能被视作一种爱好,因此,贝克尔最后只好回答说打网球是他的爱好。 贝克尔打网球的行为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范例。刚开始他一点儿打网球的天分都没有,后来经过多年的刻苦培训和练习,他打网球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了一定的实力。然而,缺乏天分有点像心理武器,可以用它来对付对手——他们的那些对手们不想输给根本没有体育天分的人,于是他们往往有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贝克尔经常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停下来说:“这一分很关键。只要你能赢得这一分,你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这些话无疑加重了对手的心理压力。 几年前,我去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图库曼做经济增长的系列讲座。可以说,图库曼当时还处于正统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我遇到了科迪米(Cordemí)教授。1960年前后他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我发现他是斯蒂格勒的忠实崇拜者。他详细地讲述了斯蒂格勒的成就,然后告诉我他如何在讲授经济思想史时运用斯蒂格勒的学说。 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加里·贝克尔。我认为贝克尔也是一位相当杰出的经济学家。科迪米不无悲哀地摇摇头,我感到他并不赞同我的观点,而且由于我对贝克尔的好评,他开始不尊重我了。接着, 科迪米认为贝克尔的问题出在他没有独创性。这个观点确实令我吃惊——许多人反对贝克尔是因为他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而不是因为他缺乏独创性。最后科迪米说出一件令人吃惊的事:贝克尔的所有思想全部来自于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 经他这么一说,我急切地想回家找出那本《政治经济学常识》看看。虽然我有这本书,但从来没仔细读过。后来读到这本书时,我迅速找到了科迪米谈到的地方。威克斯蒂德确实敦促过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不仅局限于平常研究的商业领域。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将这一思想深入研究下去。这样说来,贝克尔仍是具有独创性的。无论如何我还是记住了这件事,盘算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用它对付一下贝克尔。 当我和妻子与贝克尔和他的兄弟们进行网球比赛时,机会来了。一开始贝克尔就宣称他们队是不可战胜的,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他甚至说打败我和妻子的那队队员曾是他和他兄弟的手下败将,因此推算起来他们必胜无疑。我盘算着自己需要保持一点心理优势,于是我安排我的小儿子乔希(当时8岁)在比赛之前先去球场,那时他正在读《政治经济学常识》。我琢磨着贝克尔会问乔希正在读什么书,便嘱咐乔希在他说出作者名和书名之后,就说“我觉得你的所有思想都来自这本书”。这一时刻将是开始网球比赛的最佳时机。 贝克尔来到网球场,走到乔希身边问道:“乔希,你好,最近读什么书了?”乔希自然是回答:“菲利普·威克斯蒂德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常识》。”但是,不等他继续说下去,贝克尔马上说:“哦,是的,我照搬了他的著作。”不用说,贝克尔的坦白让乔希万分高兴,本来他还以为要花大力气才能让贝克尔说出这番话。接着我们开始了乏味的网球比赛,结果如何我已经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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