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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前言
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成了一名经济学家。在大学里及上大学之前,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 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的学生,我很幸运能在大学的头两年师从著名教授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这是唯一一次由他来讲授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程(我至今仍保存着由他签名的皮革封面的课堂笔记作为证明)。费曼教授的讲课风格是略过物理学的一般性问题,主要讨论前沿问题——这可能是许多大学教师和研究生来听此课的原因。这门课使我早早地认识到成为一名真正的物理学家意味着什么,也使我很快确信自己将来不会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回想过去,我很庆幸自己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不是等到读大学四年级或者研究生时才发觉。 20世纪60年代,我的哥哥史蒂夫正在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从他那里我开始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正是这种了解促使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三年级时学习了第一门经济学课程。史蒂夫因为我这个右翼的弟弟而经常受到他极端左翼的朋友的取笑,也许他会因从前对我的影响而感到有点后悔。 我的第一堂经济学课由艾伦·斯威齐(Alan Sweezy)讲授,现在回想起他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and Money)(以下简称《通论》)作为教材,仍然令我很吃惊——尽管这本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但它的确是一本糟糕的教材。另外,由于我认为凯恩斯的分析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我很奇怪当时我竟然非常喜欢这门课。作为学生,我很欣赏凯恩斯模型解释宏观经济繁荣和萧条的简洁模式。它的优点在于其灵活的经济政策,例如凯恩斯提出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来克服失业。可是后来我发现该模型实际上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缺陷。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在凯恩斯学派的鼓舞下,我决定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尽管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还没有经济学专业)。事实证明,转向经济学领域是我所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具学术挑战性的时光。当然,这与加州理工学院是全美最好的大学之一有很大关系。但是,加州理工学院未能仿效麻省理工学院那样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力争第一,这点令我很失望。 经济学最初吸引我之处,在于它能够把分析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上。事实上,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重视使我很容易从物理学领域转入经济学领域。后来,我在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在多所大学做教授时,感觉都比上大学时容易,这可能是由于我在经济学上的才能要比在物理学上高的缘故吧,因为我认为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 后来我明白经济推理不仅仅涉及数学,它还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问题中。现在,我认为任何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和生育——都受经济推理的支配。此外,甚至包括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例如,一个人在工作中仅靠外表是不够的,或者民主对于经济增长很重要等,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它们都是可以进行深入分析的,这就是本书取名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的原因。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逻辑推理,而不是得出无用的结论——至少那些希望在21世纪获得新经济思想的人们不愿意只得到一些无用的结论。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至少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布朗大学担任助教,我都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因此,我处理经济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建议制定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灵活政策。 后来,特别是受1972~1975年在芝加哥大学首次工作经验的影响,我更加推崇市场效率,对政府校正作用的兴趣反而有所下降。从那时起,我信仰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或共和主义。正如我在《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剖析》(Getting It Right:Markets and Choices in a Free Society)的前言中所说:“我的观点更接近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推崇的、特别是他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所写的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和市场相协调的政策,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极大重视。这些政策包括对学校的选择、统一税率的收入所得税、维持货币稳定的规则、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和确定性方案项目的取消等。 我在《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剖析》一书中还提到:“我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政府具有重要的职能,特别是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方面。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包括民族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保障、法律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我认为政府职能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我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他们也认为政府的支出和税收规模太大、管制太多。” 到1991年为止,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一直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他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他对我的基本思想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跟我说:“如果我对经济学的看法和你相同,我就得另谋职业。”他的意思是,对他而言,经济学的魅力主要在于能够制定政策以改善个人选择(在我做学生和副教授时,我也这样认为)。如果按照我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总是运行得更好,那么他会认为经济学将是相当乏味的学科,所以他会另找别的工作去做。我自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即使坚持我的基本自由市场思路,我也已经发现有大量有趣的问题可以用经济学的工具进行分析,其中有些分析甚至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有益的启示。 我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宏观经济学,这可能因为我学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就是宏观经济学的缘故。但是,我已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文章——1991年起作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特约撰稿人,1998年起担任《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视点专栏作者,去更广泛地探究经济学的应用。其中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进行了讨论。 这本书首先介绍了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这些人大多是我认识或拜读过其著作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我以前的同事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市场与激励的作用、经济推理的广泛应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等知识。有些著作,特别是贝克尔的著作被认为是在宣扬经济帝国主义,但我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最佳形式。 我还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前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进行了评论。斯密因称赞并阐释市场和个人激励的功效而著名,李嘉图则因构建了用于研究经济增长、税收、公共债务及其他问题的系统宏观经济学框架而著名。 我谈论了卢卡斯·蒙代尔(Robert Mundell)。20世纪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研究成果较多的时期,他创建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我还谈论了近年来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他教会我如何把理性预期应用到宏观经济学和其他模型中。 本书包括我哈佛大学的同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 Galbraith)的一部分思想,他是年轻的极左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但后来他间接地使我相信他的大政府观点是错误的,其中还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拉里·萨默斯的思想。然后我提到了多明戈·卡瓦洛(Domingo Cavallo),1991年他使阿根廷的经济恢复增长,但在他2001年第二次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时,却未能把阿根廷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 本书还收录了我童年时代对乔·迪马乔(Joe DiMaggio)的记忆,以及对著名摇滚歌星、业余经济学家、全球正义的拥护者博诺(Bono)的评论。这一部分还讨论了阿尔·戈尔的环保思想和乔治·W·布什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毫无疑问,这两位政治领袖在学术方面不能与该部分的其他人相提并论,但我认为政治家也应当受到一定的关注。 在社会问题部分中,我注重运用经济学的思想分析社会问题。首先,我讨论了关于外貌的经济学问题。我持有一种从政治角度来讲不太正确的观点,即外貌和智力同样重要,它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或其他领域)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接着我讨论了一项颇具争议性的研究,这项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堕胎权利的扩大和以后几十年间犯罪率的减少联系起来。 本书还从美国对哥伦比亚——一个已经被毒品问题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政策角度出发,评价了美国的毒品控制政策。我主张推进毒品的合法化。当我在《商业周刊》上撰写这一专栏时,我预期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写这个专栏让我收到的电子邮件比以往写任何文章都多。但是,大多数读者的赞成态度也使我感到惊讶。 接着,我讨论了学术能力测试,深入研究了学生的学术能力测试成绩对大学期间的成绩毫无预见性这一流行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目前对学术能力测试成绩的预见性并不完全,但是该成绩仍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而且这种预见性不仅仅适用于大学新生。 通过Napster网站和百忧解(Prozac)的案例分析,我评价了运用版权和专利维护知识产权的观点。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一目了然,但是我很担心权利的损害将使新音乐、新药品和其他发明的数量锐减。 我还讨论了著名的微软反垄断案。我认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打击了成功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这种政策能否给消费者带来福利却让人怀疑。 最后,我分析了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对于有些人提出的收益率是免费午餐的观点,我持反对态度;但我仍然赞成个人账户,因为个人账户扩大了产权和私人选择。 目前我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战胜世界贫困的角度来看,找出那些导致某些国家迅速发展而某些国家发展缓慢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经济增长问题。 首先,我运用前民主德国和前联邦德国的情况来研究经济集中的问题。在这个案例中,前联邦德国把前民主德国当作接受福利待遇的照顾对象,从而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这一点尤其值得研究。接着,我研究了近年来东亚的经济增长,着重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西方国家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金融体系创造条件,使一些国家广泛使用诸如美元之类其他坚挺的外国货币,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除欧元或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也可以作为外国货币,但这种货币体制常被称作“美元化”。而且,我发现此类建议会被人们指责为推行美帝国主义。 其次,我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小。因此,我对收入平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其他的文章研究了新刚果、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民主状况。通过讨论,我认为美国不论何时何地都将促进民主作为外交政策核心的做法有点不切实际。跨国调查表明,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法制和产权比民主更重要。此外,民主——以政治权利或公民自由来度量——与法制是不同的。 然后我研究了各类货币发行局和货币联盟。首先讨论的是在1998年8月的俄罗斯之行中,我提出建立货币发行局的不成功建议。其次,我思考了厄瓜多尔完全使用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方案。最后,我回顾了在著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中的经历,进而提出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在分析了美国的财政预算和税收减免政策之后,我首先探讨了美国国会花费“免费现金”的倾向,然后分析了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的这种倾向。我还估计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反恐战争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然后讨论了有关预算政策的真知灼见,这些见解来源于一项关于财政改革的国际研究。 其次,我对自杜鲁门第二届任期开始的美国总统任期进行了定量评价,这些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失业、通货膨胀和利率等指标。结果证明,里根的第一届任期和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经济运行结果最好。当然,这种评价不能把总统个人的影响力分离出来,特别是它也不能把连续执行的政策带来的良好结果分离开来。 在观察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之后,我做了一个不太尊重格林斯潘的比喻——把他比作“呆子花匠”,电影《妙人奇迹》(Being There)中彼得·塞勒斯扮演的角色。我很高兴我能够最终理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执行货币政策的机制,但是我对2001年执行过度的扩张货币政策深感忧虑。 另外一篇论文讨论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预测总统大选结果所做出的种种尝试,其中包括对2000年总统大选的预测。尽管经济因素在预测成分中占很大比重,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因素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2000年总统大选的预测结果是竞选者不分胜负,预测得十分准确。 倒数第二篇论文讨论了石油问题,批评了美国官方的不良倾向,他们将企图抑制石油供给的国家作为友好国家。最后一篇文章评价了美国股市,结果表明有效市场理论优于其他分析方法,因为其他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指出某些方面的不合理性。 本书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与其说本书在论题上具有统一性,不如说它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统一性。因此,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外貌和堕胎权利等非规范的问题,我都是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其研究方法是相同的。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我尽量运用逻辑性和公正性较强的方法研究问题。如果读者对某些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感到不解,那也并非是我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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