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2章亚当·斯密、肯·加尔布雷思与大卫·李嘉图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当时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左派，我深信在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适当措施中都应该包括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因此，加尔布雷思很自然地成为我的崇拜偶像。1964年他为支持林登·约翰逊竞选总统到我们学校讲演，这使我无比兴奋。坦白地说，我现在已不能回忆出当时演讲的具体细节，但我仍能记得那次演讲令我很失望，特别是加尔布雷思关于“大政府”的论证始终不能令人信服。这次演讲无疑使我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进行政府干预，并且我开始认识到市场调节的伟大作用。
　　30多年以后，当我与加尔布雷思谈起那场演讲时，他的反应竟出乎我的意料——他为那场拙劣的演讲向我道歉。他说约翰逊发动了越南战争因而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谴责，因此他很后悔支持约翰逊竞选总统。如果我是他，最令我遗憾的将会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讨论期间我冒出了这样的预言：如果重新举行1964年的总统大选，肯和我都会投保守主义者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一票。但是加尔布雷思有力地驳斥了我的观点，而且听众们也都支持他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是美国政策受左翼思想影响最深的时期。从约翰逊执政开始我们就有了诸如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公共住宅、食品券和教育资助之类的社会福利项目；尼克松执政后，我们又有了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环保局（EPA）、《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而且社会保障受益范围急剧扩大；政府还进行了价格管制，并制定了每小时55英里的驾驶时速。然而，这些政府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比起“水门事件”来，尼克松更应当因其失误的经济政策而受到弹劾。
　　政府只有不断地干预经济以消除经济周期、刺激长期经济增长，才能出现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是宏观经济领域中普遍被人接受的真理。我们知道，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政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备受称赞，在一些非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如今，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这些国家正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其中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成功。目前人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培育市场体系，保护产权，进行法治。这个真理不是从意识形态中得出的，而是从真实的数据中得出的。1960年以来，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保持良好的法制环境、大力提高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开放度、减少非生产性的政府支出，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低出生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正在市场调节和中央计划之间进行选择，而且现在是市场调节——也就是亚当·斯密——赢了。
　　仅仅由于亚当·斯密对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推崇，就应当受到赞美。但其思想的最杰出之处在于，他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会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他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The Wealth ofNations）（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写道：“由于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情并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谋取幸福而经营企业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这个观点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观点与《国富论》的其他观点一样都产生于作者无与伦比的深邃洞察力而并非来源于理论推导，人们不需要借助数学或其他工具就可以读懂这些观点。斯密主要运用“因此”进行推理，根本没有用“如果”，也没有在“如果”和“因此”之间进行连接。不过，这并不妨碍斯密得出正确的结论，也不能否定《国富论》是一部旷世巨著。但是常人甚至是经济学家都很难运用该书的理论框架来评价经济政策，也很难得出比斯密更好的答案。
　　斯密还特别强调了垄断会导致定价过高和管理无效率的思想。例如，他说：“同行业的人很少聚集在一起，即使在一起消遣娱乐也是少有的，但是串谋以对付公众或预谋提高价格的会谈却能把他们联合起来。”他又进一步讲道：“垄断……是有效管理的大敌，在垄断的情况下不能进行高效率的管理，只有在……普遍进行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可以。”
　　出于这种考虑，人们可能认为斯密会支持反垄断政策以促进市场发育。但是斯密还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使用任何有效执行的法律或符合自由和公正原则的法律来阻止同行业的人串谋。”他的思想与当今主张市场调节的经济学家们关于实施反垄断法的观点相同——即反垄断弊大于利。原因之一是政府经常屈从于要求管制的行业所提出的要求；原因之二是反垄断措施经常用于惩罚成功的企业，特别是对一些成功的创新进行处罚。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反垄断法案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原因是除非政府支持垄断行为，否则垄断是不会长久的。
　　与斯密尚不完善的理论相比，其思想的继承者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能被证明、修改及应用的完整理论体系，这基本上是第一个宏观的经济学模型。尽管李嘉图研究的领域没有斯密那么广泛，思想也没有斯密那样具有创见性和洞察力，但他在理论表述方面更胜一筹。这就是李嘉图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例如公共债务的意义）比斯密的分析更加有条理、更加实用的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证明了税收和公共债务的等价关系。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预算赤字的大小并不重要。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因为李嘉图对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理论假设的理性原则有疑问，所以他并不确定自己提出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无误。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个理论是李嘉图独创的，但关于人们行为的疑问却与斯密《国富论》中的论述一字不差。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把李嘉图的理论缺陷和自我怀疑精神归功于斯密，但不能把李嘉图的思想归功于斯密。
　　可以说，乔治·斯蒂格勒是亚当·斯密最忠诚的追随者，我在下面一篇论文中将展开篇幅对他加以讨论。我对斯密的批评一定会引得斯蒂格勒大怒，他最不愿意听我说《国富论》是由成段的话组成的集合。我的这些想法让斯蒂格勒感到恼火，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一段段的语句。让他最感自豪的回忆就是在一次拍卖会上，他只花几百美元就买到了《国富论》的第一版（斯蒂格勒将这部著作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并把箱子摆在家里的地板上，让它看起来很不起眼，以免遭到偷窃）。
　　我不得不承认市场验证了我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几年前，《国富论》的第一版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超过了2万英镑，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Taxation）的售价仅为6 500英镑。更加令人困惑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没有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那么著名，但却是最贵的经济学著作，售价达3万英镑（当然，这种分析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将每本书的质量考虑在内）。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我在与肯·加尔布雷思进行辩论时运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很显然我是斯密的忠诚追随者。而且，我的目的是赞颂斯密和他的市场理论，而不是埋没它们。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