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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这些年对中国区域商人的追溯热潮也吸引了郎咸平教授的关注，他出了一个VCD版的《郎咸平说中国商帮》，但个别地方所表述的准确程度也并非如他的名头一样滴水不漏。譬如他说，股份有限公司最容易坑人，而山西商人决定用无限股份制，对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崇敬。
　　郎教授的说法很吸引眼球。他的话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只有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采用了无限股份制。如果他只是拿纵向的古今对比，而没有交代时代背景，那么，这种引申几乎已经到了以偏概全的程度。
　　我一介草根图书作者，无比惊羡于专家天马行空的演绎。然而事实是这样的，首先，那个时代不仅山西商人在采用无限股份制，大多数欧美企业也在采用无限股份制。其次，那个时代采用无限股份制实属无奈之举，并非山西商人故作姿态，仅仅是为表示自己对客户的信托责任而为之。1929年5月，江苏商人陈调甫在天津小王庄创办永明油漆厂。建厂初期，招股十分困难，仅凑足1万元。其中，半数还是他从舅父那里借来的。为让投资者安心掏钱，陈调甫决定不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是组成“两合公司”，即如果遇上亏累，永明漆厂的其他股东都负有限责任，而陈调甫负无限责任。无锡荣氏兄弟所参与组建的第一家纺织厂振新纺织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在经历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后，荣氏兄弟在1916年创办的申新纱厂以及之后的茂新、福新面粉厂，都采用了无限责任制。所以如果要给予崇敬，受领的就不仅仅是山西商人一个群体。
　　对郎教授说法的考究只是本书涉及的一个细枝末节。对中国商帮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更替演变的追问，才是本书的主要脉络。

在追问中还原历史的脉络

为什么是明朝而不是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这是本书首先探讨的问题。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明初的开中（一项重要的食盐营销制度）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了山西商帮的出现。问题是，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宋元时期没有成为商帮萌芽的时代，而到了明朝，商帮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萌芽了？
　　在财政和边区政策上，明朝全面承袭了前朝。明朝在北边屯驻了近100万人的大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粮饷供应，仅靠明初那点财政是远远支撑不了的。明朝就把从宋元时期以来的纳粮中盐政策改头换面，美其名曰“开中制”，实则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元朝的纸币流通经过了元世祖的中统钞时期、至元钞时期和元顺帝的至正钞时期三个阶段，明初也发行纸币，但史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于宋朝的四川，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被废止，这是中国古代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开始。不管怎么说，元明时期的财政及边区政策的参照点，一致指向了宋朝。三个朝代，在经济上面临着共同的语境和使命。但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以山西、陕西、徽州为先导的商帮相继萌芽、兴起于明朝，而不是宋元时期？
　　历史总是不得不让人感叹其微妙。业已沉淀下来的林林总总的史料总是左右着人们的视线。哪些是表象的浮尘？哪些更接近于事实的内核？哪些是无关宏旨的具象？脉络与具象之间的逻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当你真正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审视明朝的历史，你会发现历史的脉络竟然如此紧密地相互咬合在一起。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白银如何改变了明朝历史？中国商帮的诞生与白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本书要着力阐述清楚的一个问题。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同意了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作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明朝。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成为让徽商渐起的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在对明帝国白银货币化的考证中，白银之于商帮萌芽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那么的清晰明了。
　　除此之外，本书还由以下追问构成：每个时期最为著名的商人群体是在什么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为什么是山西盐商而非其他商人群体拉开了中国商帮史的序幕？为什么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所超越？为什么中国海商绝大多数时候以海盗商人的身份出现？为什么明朝要派郑和下西洋，这其中到底蕴涵了怎样的逻辑？为什么在事关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山西盐商家族在面对弹劾时能引发一场被弹劾者的政治大地震，而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却能够逼死一个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朱纨，甚至连四任首辅老臣的主战派人物，也免不了要掉脑袋？为什么海商走不出历史宿命？为什么说海上私人贸易集团的存在是西方殖民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及之后的票商，得以在山西盐商式微之后，又作为新的山西商人势力崛起？为什么票商经理人再没有人能超越其创始人雷履泰？为什么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主体是福建人？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上上海滩的强势商人首先是广州香山商人？福建商民为什么没有在上海站稳脚跟？为什么说苏商的根在苏州？为什么说苏商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与伦比的？为什么宁波商人能后来居上取代广州香山商人以及山西票号商人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
　　每个时期的区域商人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有哪些，每个区域的商人群体各有哪些特点，也将在本书中一一提及。通过对这一脉络的梳理，个体乃至区域的创富群体与国家重大政策及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很直观地展示了出来。譬如，明清时期盐政及其新政、外贸政策的变化，是何以成就山西商人、徽州盐商以及福建海商的？同是起义，为何太平天国运动将山西票号推向了巅峰，而小刀会起义却颠覆性地改变了整个福建人在上海的命运？
　　本书着力还原中国商帮变迁的历史，其中穿插涉及了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宦官史以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内容，并在全球背景下定格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帮的历史演变方面作了尝试。譬如，在全景讲述中国海商的历史命运时，本书就在多个章节不惜笔墨地陈述了中国商人与外来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角力的过程。

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

创富，在古代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儿。士、农、工、商的排序，让“商”这个阶层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对这个阶层的不屑与偏见，商人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之中。直到明朝之后，社会氛围中才开始流露出对这一阶层更多的包容和较为公允的认识，商人才逐渐以一个群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创富史上，有4个方面的现象表明了商人势力的崛起脉络：
　　第一，经商氛围深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从山西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到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较强势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现象。
　　到明朝中期，北方的山西盐商已经敢跟当时的财政部长（时称户部尚书）叫板，他们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南方，时任副都御史兼江浙两省巡抚的苏州人朱纨虽然取得了事关东南沿海安定的平定海盗商人通番及抗倭斗争的胜利，却遭到了来自福建籍官员的群起攻击。
　　明朝时沿海海盗倭寇横行，与当时政府的闭关政策阻止海上贸易有关。更重要的是，闭关也让沿海居民丧失了海上谋生之道。是单纯的用军事剿灭，还是从根本上解决边贸开放的问题，让正直而极具操守的朱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明末的东林党就是一个士绅商人集团，其首领人物顾宪成是商人家庭出身。在明朝，宦官专权及低薪制度让整个文官集团也有代言商人的倾向。
　　第二，名士为商人写碑记、墓志铭和立传。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区间内，给商人写墓志铭都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到了明朝，这种现象大为改观。1441年，曾任河南知府的萧元吉适以宦游入闽，听闻富甲泉州府的李五好义乐施，就撰文《李五重修洛阳桥碑记》，并陈文请旨予以表彰，英宗钦赐李五“乐善好施”金匾。
　　1523年，王阳明也干了一件相当出格的事情，那就是为商人方麟撰写墓志铭，这是中国士人为商人所作的破天荒之举。王阳明与周敦颐、朱熹并称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三颗璀璨的明珠，他身兼理学大师与官员的身份，风头地位一时无两。
　　在之前，义与利、士与商向来是格格不入、泾渭分明的。不过，大师毕竟是大师，王阳明想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士好利，比商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异其名而已。”
　　之后，晚明名士、曾经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湖北人李维桢，也为浙江衢州府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明史?文苑传》将李维桢与唐寅、文征明、徐渭、王世贞、董其昌等同列。李维桢为什么要为李汝衡立传？李汝衡家族世代经商，靠长途贩卖丝绸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几乎垄断了湖北一省的丝绸市场，拥有舟车百余，他虽然拥资巨万，却乐善好施，且极为慷慨，所以为李维桢所崇尚，并通过立传的方式对其予以表彰。
　　第三，商人开始主动为政府和朝廷所用。从1571年后王崇古在张家口等地招徕山西商民前来茶马互市，到1619年在两淮盐场推行的可以世袭的总商制，再到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一纸告示，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尽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以上这些举措都让商人的历史地位更进了一步。
　　到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商人甚至充当起了连接清政府与外来贸易商人之间的中介角色。当时清政府在广州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是外来的贸易商人可以逗留广州的合法居所。这一时期，作为政府授权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总商——代表清政府行使着集大清国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于一身的事务，这是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
　　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原来鸡肋一般的不明不白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改变。到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在政府财力不逮的情况下，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首的洋务派大臣，倾力招徕民间买办及其他来自船、丝、茶等行业的商人入股办理近代工业事宜，这也是前无古人之事。
　　让当时的大清子民头一遭听说且更具新闻效应的新鲜事儿是大清状元举办实业。他们是来自苏州府的陆润庠和常州府的张謇。陆后来又回去做了高官，多少有点像现在的“下海”挂职锻炼。不过，他的“下海”没有成为惊鸿一瞥。随后的张謇于1896年在无锡一隅的创业史，让其成为中国人创富史上一位符号式和教父级的人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张謇主动要求办厂的。首先是他具有这方面的思想主张，之后被当时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看中，奏派去做实业的，这一奏派很具叛逆和示范意义。当然，不可抹灭的是，张謇的实践让这种奏派充满着自由经济时期个人奋斗的强烈印记。
　　1904年，当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决定试办户部银行时，户部尚书鹿钟霖最先想到的便是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山西票商出人组织银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也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面对这一切，虽然山西票商分布在北京、武汉、营口等各地的分号热议非凡，积极向总号主张，无奈以平遥、太谷、介休为大本营的票号总部无动于衷，让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与山西票商擦肩而过。
　　现代银行崛起之日，就是山西票商每况愈下之时。近代金融业成就了宁波商人在上海滩的历史地位。当时有很多行业对商人开放，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被无限放大。
　　第四，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势力一直是以地缘性的血缘关系和乡情为支撑点的。无论是闽浙官员对朱纨的口诛笔伐，还是山西官员对茶马互市的支持，都是以局部家族乃至一方商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更有甚者，区域官商通过姻亲来延续和巩固势力，商赖官势，官为商谋，并左右时政，但在此过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商人利益的官僚并没有形成合力。
　　一直到清末民初，在代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逐渐瓦解之时，才从士绅中孕育出了绅商。1904年，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陈现，成立上海商务总会。尽管这是一个以浙江宁波商人为班底的商会，但以此为标志，中国商人第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这也是传统商人组织向现代商人组织的一次跨越。

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商人的崛地而起，引发了官商关系和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清初的八大皇商到纲盐制下被包干化的盐商，从十三行商人到被官方分化出来的买办商人，官与商，如影随形。尽管分工不同，但商人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官方工具的角色。
　　洋务运动后，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买办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尔后是盛宣怀、严信厚、杨宗濂等幕僚商人走到舞台中央。再之后，幕僚商人分化，盛宣怀在官商之路上越走越远，由商入官，跃升到邮传部尚书之职，而严信厚、杨宗濂等人则脱离幕僚角色，自我解放成为纯粹的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官僚或幕僚背景的士绅群体下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晚清状元张謇从官僚体系中退出来，由官入商，而无锡荣氏兄弟则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从一开始就显得比较纯粹。
　　期间，官商关系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热门话题。在19世纪末的最后30年里，两位江苏人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于此的跨越千年的命题，一位是四国公使薛福成，一位是旷世官商盛宣怀。
　　前者在1889年春天被清政府委派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在时人看来，那时到国外做公使就是做汉奸，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的驻外，引来京师大夫们的一片唾骂指责，非但生前被唾骂，甚至在其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其棺鞭其尸。他的后任，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御任公使后入职总理衙门，但总被猜忌，受到掣肘，有志难酬，51岁便染伤寒而逝。
　　薛福成也一样。1894年在归国路上，薛福成因一路辛苦劳累，加之染上疫病，回国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他在考察游历中提出：“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当时，关于正确看待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重大意义的论述并不鲜见，盛宣怀则着眼于官商关系而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顾商人、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的命题。尽管盛宣怀是这一命题的提出者，但他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并没有如愿解决这一命题，而他的化公为私的本领，甚至抹黑了其作为这一命题提出者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盛宣怀，一如我们不能奢望那个时代的为官者能够照顾好商人。也正因此，我们依稀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民富，成为我们审视中国下一步征程的一扇窗口。
　　从鸦片战争后的国贫民弱，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富民强，再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转身。
　　那些曾经为中国商帮史发展书写了既往的人们，承载着历代中国人谋富强国的梦想。现在温故和分享他们在起承转合之中的每一次转身，总会觉察到他们曾经来过。谨以此书缅怀那些在中国商帮史上留名的工商业英雄，同时也献给那些正在推动中国工商业文明的现代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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