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过三个专业：西医、文学、中医。

　　西医是家里选的，干了十几年不好不坏；文学是幼承家学，怡情怡心；而中医却是我主动追求的，魂牵梦萦。

　　初见中医，是阴差阳错。

　　16岁时偶然的机缘被一名针灸老师相中召徒，可我一点也不喜欢中医，但老师却很固执。她抓住我严重晕车的“弱点”，说若跟她学就包治晕车。

　　针药合用治疗晕车有奇效。一个月后我就能坐两个小时汽车从学校回家了。这使我逐渐对中医有了兴趣，学针灸，背经典，在门诊帮老师扎针，在宿舍为同学去除小恙。

　　西医毕业时由于针灸特长，我被分在中西医结合科，上班第一天，就见识了中医急症抢救。一位广泛前壁大面积心梗的患者心前区疼痛剧烈而持久，出现了疼痛性休克，西药用了度冷丁，但效果不好，胃肠反应大，出现了严重心律失常，用了利多卡因，效果也不好。

　　老主任重用单味朱砂，患者便安安静静，毫无痛苦，平稳度过了危险期。这是老主任教我的第一味中药：“朱砂，重镇安心神，寒治浮游火。”

　　在中西医结合科10年，接触了大量中西医治疗疑难杂症的案例，看到了老师们精湛的医术，听到了他们无私的教诲，我在临床中对中医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再会中医，感魅力无穷。

　　我喜欢文学，熟读唐诗宋词。但我第一次看到《大医精诚》时却为之一震，隋唐时期是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而孙思邈能打破习俗礼制，倡导“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贵在“精诚合一”的修为，何等之高也！我深深体会到古人“不为良相，则为名医”的情怀。

　　慢慢地我认识到，中医来源于实践又总结于哲学，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很多中医名称精辟绝伦。比如“感冒”一词，首见于北宋《仁斋直指方》，“感”是指病因病机，“冒”是指临床表现，区区二字，包含万千；又如“癃闭”一词：“点滴而出谓之癃，点滴不出谓之闭”，堪之绝句。

　　我喜背医家名言，比如刘完素《妇人胎产论》说：“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寥寥数语就对妇女生理作了规律性阐述，也得出妇人病治则：月经该至未至，当补肾；育龄期，宜疏肝；绝经后，宜补脾血，这也是我的妇科处方原则。还有张景岳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妙曼无穷。

　　在仔细品读本草书籍之后，我喜欢把中药人格化。中药的药性来自于其治疗作用及性能，如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它们之间的君臣佐使、生克乘侮，犹如人间社会。

　　人参是“王”，人体皆是王土，药力如皇恩浩荡，至高无上。附子是“黄老邪”，武功高但要用对了才行；茯苓是“女强人”，有母性、有原则；黄芪是“重臣”也是“忠臣”，它永远忠于王，有人参就能看到黄芪，参芪不分家。

　　三识中医，当勤用精思。

　　看得多了，我便有了思考：《伤寒杂病论》为“众方之祖”，张仲景中年始学医又政务繁忙，即便是终日行医，能看多少病人？但他勤于“用思精”，热爱医药专业，又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由此，他总结的医学综述《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造福万世普罗大众。这也告诉我们，“干”与“思”同样重要。中医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或许更适于年龄稍长的人。

　　但经典并不是圣经，不能解决一切临床问题，中医也需要与时俱进，肾衰竭透析病人不能沿用古代“关格”照搬，心脏支架后抗凝问题也不能用“胸痹、益气养血、活血化瘀”之类概括，都需要重新辨证论治。

　　这些年在学习实践中，我的中医治疗既有个人师承特点，又能紧跟相关学科发展脚步。比如上学时是内分泌专业，临床工作中治疗甲状腺患者居多，所以就甲状腺疾病各个问题我从中医方面辨证论治，寻找中医优势靶点，在桥本氏病、甲减、Graces眼病、甲状腺结节、乳头状癌、甲状腺相关生育障碍等方面，或针或药，或针药合用，打靶调态，审因求果，取得了一点心得。

　　四识中医，“随俗为变”。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行江湖之远，先贤们都追求“良相良医”，现代中医的准则唯有“为人民服务”。在人生近半时，因缘使我来到民政部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在这里的附属康复医院，我又作为一个学生重新学起。

　　我曾是一名西医，转学中医，如今我又迈入了医工结合的新领域。在这里，我掌握新技能，也见识到新的患者与病情，激发了我作为一个民政人新的内心使命。我选择幻肢痛和针灸作为新的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将真心投入，用传统针灸治疗幻肢痛这一医学界公认的难治之症，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古人云，“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於时，犹仕也”。我想，这也是我对中医的爱之缘由。

　　（作者系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中医科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特聘专家。本文由“中医书友会”推荐）